问中医几度秋凉

柔儿妈妈

真的很好！

oyzy002

好书啊，让我明白自然的重要性

澄清玉宇

（七十八）
人的生命之脆弱，往往瞬间就能消散；人的生命之顽强，又为现代科学解释不了。
我认识一个十八岁卧床至今已四十载的全身瘫痪的类风湿病人。象霍金一样，他全身也只有三个手指能动，霍金还可以坐在轮椅上，他连坐也不能。
霍金在二十二岁时被医生判定只能活两年，而今他过了六十五岁生日。
霍金报名参加2009年的太空翱游，准备实现儿时的梦想。医生们断言，霍金要是上太空非死在飞船里不可。我同意医生的看法，但霍金要是活着从太空回来，就颠覆了生理学。
我那位因醉酒从楼上跌下来的朋友，卧床不到一年就死了。医生讲解说，只要卧床一周以上，人的肌肉力量就减少２０％，人体功能是用进废退，卧床使人呼吸运动、胃肠活动减弱，血液循环缓慢，免疫力降低，各系统退行性病变、继发性器官损伤不可避免，总之是条条道路通死亡。我们这位朋友就死于肺感染。
既然瘫痪病人从生理学上讲很难活，为什么我认识的这人瘫痪四十年还活着？而且大有活过一些肢体健全人之势？为什么象霍金这样早就被西医宣判死刑的人，其生命还在令人不可思议地延续？他们身体的抵抗力真的象西医说的那么低吗？如果低，他们怎么会活这么久？如果不低，又是什么道理？
用生理学理论不好解释躺着不动也可以长寿。健康与长寿、生命与运动的关系现代科学还不能完全阐释，这使我对进化两端的人类生命生出许多想象，生命到底是什么形态，可以是什么形态呢？
对霍金，我们还可以说他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照料——好几个专业护士24小时护理。而我认识的这人，幼年丧母，中年丧父，无学历、无工作，领低保，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很差，身边常常无人照料，他要能耐饥渴，忍不便……
我看他总是以一个姿式躺着，一双棉手套时不时在身下垫垫。他的腿看上去与正常人差不多粗细，细看却没有肌肉，是腿骨疏松膨胀了，这样的骨质，一碰就碎。他身上曾烂出几个洞，露出骨头，没有药，贴几张纸，也自愈了。
他的生命，让人震撼，给人启示。
我曾跟他开玩笑说，上帝造他时只造个脑袋，没造身子。只活一个脑袋的霍金几乎颠覆世界。而我认识的这个人，其精神力量也相当强大。
记得中学读书时课本里有一篇古文《狱中杂记》，说的是监狱环境恶劣，有传染病，每天都死不少人。而令人奇怪的是，犯重罪的大盗却几乎不染病，便是染了病也很快就好。作者说，这是因为大盗气盛的缘故。当时我就想，看来气盛提高人的免疫力。
无论是霍金还是我认识的这人，都是身虽残而气不衰，不说是气贯长虹也是气冲霄汉。霍金的雄心自不必说，我认识这人的父亲在世时曾双手合什冲天说道，天啊，多亏老天让他躺下了，不然他还不把天捅漏啊？
从霍金这样瘫痪人身上我们可知男人的雄心可能更具有精神特质。据说，霍金家里贴有多幅梦露的画片；他第二任妻子是他漂亮护士中的一个。我认识的这人也曾令几个女人动心，他从中选出的妻子让许多肢体健全的男人眼红。
书，是精神力量的代表。我们看到，失去了“身体”的男人无不用书来实现自我。霍金是这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这样；我认识的这人也写了一部二百多万字的书。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作了九次大手术后凭直觉意识到治病与保命的关系。他对要给他做第十次手术的医生说：“我已经为科学献出了一部分鲜血，剩下的，让我留着干点别的事吧。”然后他开始写书。
西医的着眼点是在“病”上，而中医的落脚点是在“命”上。有“命”，“病”尚可治，没“命”，便是华佗再世也回天无力。为了攻“病”便是攻了“命”也在所不惜的做法，中医当然是反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有时的确是反对治“病”的。
“治病治不了命”这句话是说病可治而命不可治，命只能保。便是治不了的病，病到让人全身瘫痪，也不一定要人命，而非要治这样的病很可能就要了人的命。我想，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如果不做那九次大手术伤了元气的话，凭他的顽强意志，也许不至于三十二岁就死。
做为科学，应该不仅能解释一般现象，还应能解释特殊现象。中医关于命、气血、精神等理论或许可以解答我对霍金这样人的生存疑问。中医的精神是指精血和神识。中医认为，人无形则神无以生；无神则形不可活。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中医是把物质做为第一性的了，然而中医又认为，神为形之主，神统摄着人的身体。从这一点上看，中医又无比强调精神的重要作用。神以精血为基，精血为阳气之依归，阳气在人体中的升降运行才是人的生命，而“命”才是人的最本质特征。瘫痪人有病也有命，其“神”的统摄作用没放弃，精血还在为命所用，为神所用，还在为霍金思想的产生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持。霍金思想的洞穿力全世界人都感受到了。我认识的这个人象霍金一样，其最大运动就是头脑中的思想风暴。其思维之敏捷，反应之迅速令我惊叹。从命这个角度看，霍金等人的生命不仅是顽强的，甚至可以说是健康的，所以外邪不侵。霍金在身体瘫痪的过程中还生了三个孩子，而他对女人的兴趣也一直未减，这不是精血运行的作用？我认识的这人，气色红润、声音洪亮，目光如炬，他三十八岁结婚后生了一个孩子。

（七十九）
现代社会为医生的多样性提供了现实性和可能性，医生不再有统一模式。
便是在古代，中医也有衣食医和传道医之分。
我舅舅不是传道医，也不能算是衣食医，我叫他“工作医”。
姥姥死时，舅舅才三岁。用他的话说，是我母亲承担了他母亲的角色。母亲年轻时走南闯北，一直领着她这个小弟弟，自然地，舅舅被母亲领进了中医门。
舅舅被母亲送进中医院校学习，毕业后分到另一城市做医生，和一位针灸大夫结了婚。
做为医生，可以说我舅舅很称职，他工作认真、负责，业务考试成绩、学术研究成果、甚至外语水平都为同行称道和认可，他干到了院长的位置。
母亲和舅舅这对姐弟中医，一个治病治得好，一个工作干得好，是不是都应算是好医生？
但母亲认为我舅舅不会看病，说一眼就看出是实病的人他还给人家开补药。
我曾就此质询过舅舅，舅舅说：“虚病和实病我还看不出来？你妈太傻、太实在，她不了解看病人的心理，我开的不过是人家想要的壮阳药而已。”我说，你这样做不是害人么？舅舅说，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如果这些人的身体早晚要出问题，你认为是让他们早出问题好还是晚出问题好？早出问题能得救，晚出问题救不了，能说我是害他们？
虽是歪理邪说，但舅舅话让我一时无言以对。
着实说，中医越老越吃香，舅舅如今应该是个大忙人才对。可他每天下棋、钓鱼、上网，过着悠哉游哉的退休生活，根本不给人看病。倒是我那搞针灸的舅母一直没得闲，天天为人针灸不止。
过去的中医没有退休一说，没人给他们退休金，活到老干到老，母亲给人看病就到生命最后一息。
然而，对舅舅来说，干中医是参加工作，工作才是他的衣食之源。所以，在拿到退休金不用再工作时，他也就不再给人看病了。所以，他如今虽然老了，但不能称他为老中医。
母亲在医院工作时，除了担当医生职责外，还给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开班当老师，我曾见过她与学生们的合影。这批与我舅舅同龄的新中国一代中医是在医院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首先学会的是怎样工作和适应医院。而这个“工作” 有时候与治病是一回事，比如在强调“救死扶伤”时；有时不是一回事，如在强调医院利益时。
医院之所以是医院，就是用工作统一医生思想，用制度限制个人行为，保障医院的运行机制。因此，对工作负责有时不等于对病人负责，既便是满腔热忱地投入工作也不等于是满腔热忱地对待病人。
人们从感情上接受不了北京朝阳医院发生的孕妇死亡事件。但从工作角度看，医生犯了什么错误么？是不认真，还是不负责？没有。那么，在医院中，我们能对医生提出大于工作的要求么？
正是工作与治病的细微差别产生了医患矛盾。我想，我舅舅这一代隔着“工作”搞中医是不是造成中医退化的原因之一呢？
我们是如此地习惯工作，以至于对工作从不质疑。我小时就认定工作是个光荣的字眼，认为母亲不参加工作是落后、愚昧的表现。看来，中国古代官府不办医院，使中医没有“工作”可寻，必须直面病人的做法，正可保持中医的生命力。
如果说母亲学医是为了救人救己，舅舅学医是为了参加工作，那么我女儿这一代孩子学中医则大多是为了上大学。这样一来，中医人离中医就更远了。因此，大学毕业后很多孩子改行不搞中医也就不足为奇了。
经常有亲友问我女儿毕业后的工作安排问题。我和女儿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工作也好，上大学也好，对女儿来说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不想让女儿对“工作” 的理解比对病人的理解更透彻。中医可以不“工作”，只要有行医权就行。所以，当个游医或坐堂医都可以。女儿说，既便是办医院，她办的也会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
女儿鼓动我侄子学中医，我不赞成，因为我侄子是个“手在脑前行”的人，我认为他不适合学中医。而女儿则认为中医现在天地广大，总会有适合他做的事情。可学了中医的侄子却在外科上显示出天赋，他非常擅长缝合血肉模糊的人体。看他网上日记，写得如同病历。手术的每一个步骤，怎么缝的肠，怎么接的筋，清楚得可当操作规程。我开玩笑说，到我侄子手里的人，便是死了也被缝得整整齐齐。
虽说人死了缝好也没用了，可凡是活过来的人又必须是被缝合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侄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有缝无类的做法也是有道理的。
当身体被创成开放伤，中医的理论也随之被创而破了。女儿面对血肉模糊的躯体就是举着两手一脸茫然，她的头脑分析能力强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如我侄子马上动手缝合来得实际。所以他姐弟俩相互配合比各自独立行事更让我放心。
不过，侄子在外科上的擅长让我很为难，这表明他需要依附医院。我打听了一下，各级医院的医务人员都是人满为患，侄子想要参加工作非常之难。但不管怎么难他也得进医院，因为谁能为他建个手术室啊？这下我明白中医的外科为什么不发达了，因为历史上中医没有医院，这正是万事万物有一利必有一弊。
医生类型的多样化既是社会现实也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为此，一味反对西医或要求取缔中医都不利于医学的整体发展。为了我女儿和我侄子能各得其所，我希望中医和西医共同存在、共同发展。

澄清玉宇

（八十）
对于我的中西医结合的主张，我听到了一些来自中西医两方面的反对意见。有个网友来信说，你的中西医结合主张如同让天上的飞机拉着地上的火车跑。我觉得这个把西医比作飞机，把中医比作火车的比喻比我的“牛刀”、“鸡刀”比喻好。我们有了飞机之后并没有取消火车，从发展前景看飞机也不能取代火车。这不是仅仅靠论述飞机和火车的功能就能成立的。还要考虑地球能源和大气污染的承受能力。再说，有的人不肯坐飞机纯就是害怕。我一看飞机乘务员演示救生方法就忍不住笑，这飞机要是往下一掉，啥救生法管用？
中西医结合不是我从理论上选择的主张，而是现实中的存在。百姓在看病的选择上已进行中西医结合了。病人们看中医时手里是拿着一叠片子和检验单来的。来找中医的病人身体或是浸透了西药，或是做过手术的，还有受过放化疗的，这些都是中医需要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医已不可能在纯自然的环境下不考虑西医在人体中的作用单纯给病人看病了。如果说我母亲的师傅可以不考虑西医因素给人治病，到了我母亲这一代中医就已经无法做到这一点了。经过西医治疗的病人，我母亲必须判断西药在人体内起了什么作用，便是一个感冒，用过西药后由表症变成里症，如果不考虑这一点中医也无法施治。等到了女儿师傅这一代中医，不仅治病时经常借用西医病名和医学术语，而且在治疗过程中也要面对病人通过检验单和扫描图象检测中医治疗效果并让你中医做出解释这一现象。我想，通过检验单上数据的变化，中医人对中药和中医效法也多了一个思考角度，这对中医未必不是好事。
我先后得过几次急症，想找中医一时上哪找去？为此，我也用过激素，甚至用过进口的，激素量大到当地医生不敢用，还是北京专家叫喊着让成倍加量。但西药的副作用让人感到如同多得几个病，苦不堪言。通过弟妹我服用一个外地九十多岁老中医的药使我这些年得以控制病情。考虑到老中医年龄大了，他的方子又保密，怕他去世了没人救我，加之便是用快件邮药也得三天，根本来不及，我就把他给我配的药每次都存下来一些。服药时，我不用水，而是在口中嚼着猜测药的成分，竟然就让我把主要成分猜着了。我把猜到的药买来服用，效果也很好，自己颇为得意。上次犯急症，急服存下的药，又再次买来我猜出的药服用竟然无效。只好又用激素，又被副作用折腾得死去活来。后来老中医知道了责问为什么不找他。弟妹就把我存了药吃了不好使的事告诉了他。老中医听了哈哈大笑，笑我自作聪明，说我每次发病的起因和病症都不一样，我这次是连同心脏病一起发作，药借不上心力，所以发挥不了作用。他又给我配了新药，再次救了我。这次吃老中医的新药我就不猜是什么成分了，甚至不想知道他治病的药方了。因为我知道就是把药方告诉我也没用，他不是用方治我的病的而是用医理，这怎么是我能把握的呢？如果老中医死了我再发病就只有用西药到死了。
人的认识进步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一个不断给人类添加眼睛，添加头脑，也就是添加新的感觉器官的过程。我曾说，什么是哲学？就是瞎子论颜色。一万篇瞎子论颜色的论文不如让瞎子睁开一只眼睛。西医的仪器锐化了我们的眼睛，可这是不够的。
我一个朋友说，三星堆出土的人物为什么会有柱形的眼睛？因为那时的人已经认识到人的眼睛是横目，只能见到空间而见不到时间。所以三星堆人用柱形的眼睛告诫人们要用历史的眼睛看事物，这就是纵目。中国人对纵目认识的追求便对当今科学也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中医是时空医学，尤其是时间医学。所说医学的境界就是变肉眼为法眼、慧眼。爱因斯坦说，世界最神奇的事是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我想，做为认识的主体，人是这个世界最高超的检测仪器。我们在开发机械和电子仪器的同时，不要乎略人这个由造化自然加工了亿万年精密仪器。
做为中国人，我主张活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我对女儿说，生命智慧有如池塘中的荷花，一天增一倍，二十天满池。其实在二十七天时智慧才是半池，人生很可能在最后时段获得大满贯。所以我相信古人有智慧。时间不是任人表演的平面舞台，就象好酒，好香水都要长时间撂置以便各种成分一遍又一遍地相互微调一样，我们个人的人生随着时间的推进“今天”要与“昨天”和“前天”以及“大前天”逐一产生化学反应。每一次反应都会使“昨天”和“前天”以及“大前天”的颜色和质地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反对随意人为中止生命进程，同时想告诫中止自己生命进程的人，他对人生意义所下的判断不是定论，如果真有科学探索精神，就要等一下时间赐予人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我也反对给历史划分阶段。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一体的，历史的意义随着“今天”这个棋子的落下，色彩会为之一变，你甚至会发现，历史与今天早有呼应，曾有过某种“暗示”。西医今日的“起”是起于当初的“伏”；中医今日的“伏”蕴藏着他日的“起”，这正是此一时彼一时。所以，真正的中医人并不急燥，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同事调离时送我办公室一盆攀爬植物。这盆植物很快爬到了我苍翠的“八宝树”上。 缠得“八宝树”渐渐失去颜色几近枯死。就在我认为“八宝树”在这场生存竞争中失败了时，我发现它开始反败为胜，最后“克”得攀爬植物枯死，只留下小小一根枝条。花盆中的“护盆草”结有细小如针尖的褐色种子，它用“爆破”的方式播撒种子。我望着天棚上密密麻麻的褐色种子奇怪：这得多么大的“爆破”力量才能使这么小的种子附着到天棚上？如果它有苹果那么大，它不是原子弹？我在桶里养着“开运竹”，每次我只给它换一半水，半年后，我竟在桶里发现为数不少的水螺！要知道我们的自来水不是来自河里，可是地下水啊！小小一间办公室中的生态系统足以让我困惑不已。

（八十一）
家有孩子，总得想着给孩打疫苗。侄子、侄女都在我家，加上我女儿，孩子小时候这疫苗就打不过来的打，孩子打了疫苗后总有程度不同的各种反应。后来有一天我说，其实你们不用打那么多疫苗，想想看，如果你们的同学全打疫苗，人人都不发病，谁传染你们？所以，如果是你们同学全都打的疫苗，你们不打也罢。结果就出事了。一次，统一打流脑疫苗，从幼儿园到高中，所有孩子全打。打过之后，孩子们爆发式产生不良反应，住满医院，全城恐慌。我也慌了，一问，我家三个孩子个个有主意竟然全没打，我说：“这下可糟了，全城的孩子传染你们三个，这可如何是好？”火车不通，我用气车把侄子、侄女送走，女儿不走说“要与家乡人民共存亡！”把女儿锁在家里，我参加“工作组”深入到学校协助医生检查孩子病情，忙了两周，总算是平稳过渡。
女儿的堂弟打了乙肝疫苗后反出现乙肝病症，用激素治疗导致肥胖，至今体重超重，多病缠身。我有个朋友，终生未婚，大家很好奇，怀疑她生理和心理上可能有问题。我就把这个问题向她提出来了。她很坦率，说她二十岁之前和所有姑娘一样也是春情满怀，春心荡漾的。但下乡期间有一次冬季上山砍柴，她迷路冻僵了，大家找到她后送到医院，医生给她大量用上激素，此后，她再看异性献殷勤就如看小丑表演。她说，在这种心理状态下结婚不仅是害别人，也让自己痛苦，所以选择独身实在是别无选择。
朋友生孩子，孩子一出生，医生说有点喘，把孩子放称上一称，说体重够，一针三合一的疫苗就给打上了。人家的孩子，我也不好阻拦，我想说，孩子既然有些喘能不能先不打疫苗，这疫苗到人体里是要有所反应的，岂不加重孩子负担？打完疫苗把孩子放到保温箱中，挂上一瓶抗生素，同时把氧气输上。这一系列行为弄得我心脏紧缩。这么小的身体，刚到这个世界就给强行加入这么多东西，如何容纳呢？我把手伸进保温箱，这个新生儿紧紧攥着我一根手指一夜没有放开。我问医生，这氧气输得时间长了听说对孩子的眼睛会造成不可逆损伤，是不是得考虑一下？医生说考虑不了那么远，只能顾眼前。这一夜，我老有一种要把孩子抱入怀中保护他的冲动。早晨我离开时嘱附朋友家人给孩子个手指让他攥着。人家笑我。我走了，孩子很快就死了。孩子只是气喘，如果用上这么多措施后的结果也是死亡，为什么这个南墙我们要一撞再撞呢？
母亲在时，不赞成给这么小的孩子打吊瓶。对病人吃东西都提出忌食生冷要求的母亲说打吊瓶是给孩子灌凉水，孩子阳气返不上来命就没了。好多在医院越治越重的孩子到母亲这母亲只要求停药孩子就一天比一天见好。不讲阴阳只讲科学当然就可以给孩子大量灌凉水了。对体质虚弱阳气不旺的老人母亲也反对不停地挂吊瓶，认为这会损伤老年人本已微弱的阳气。
正因为我们把治病理解成不断采取治病措施，所以，不采取行动就不是治病，许多医疗官司就是告医方不作为，现在又有告医方的抢救是表演。所以，我想西医也不一定认为给新生儿和老年人采取那么多措施是必要的，之所以做表演就是为了有所作为，为的就是避免遭到不作为的指责。
科学无疑是条捷径，但一味走捷径对人类是不是件好事？有一个想走私的青年找我说，你是搞法律的，你说真心话，犯罪的成本到底有多大？比如我走私一次的危险系数是多少？我说你走私一次的危险系数是百分之一。他听了高兴地说，那太值得干一次了。我说，可一个人一旦选择了做叛徒，那么他哪来勇气再回头做义士？当叛徒受害最大的是人的思维方式，毁灭的是人的精神。而选择错误道路的危险系数就是百分之百。每当有命案一时破不了时，我总安慰被害人家属说，案子一定会破，我的经验是凡负有人命的罪犯象有鬼支着一样一定会浮出水面。女儿说，你这是用迷信唬弄人。我说不是，一个人一旦走上一条违反常理的人生道路，他的心理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变化，很难再回归到正常人生道路上来，所以就会做鬼使神差的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佛家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说的就是人要从错误的道路上扭转过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科学技术使人类从自然中“走私”到大量财富，也毁灭了人类亿万年来在自然生存中形成的勇气。想让人类再获得这一勇气是太难了。但我们现在所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认真去想。
如今，想找回人类面对自然，以自然状态生活的勇气已经不可能了。现代人遇到狼吓得腿软筋麻是正常反应。我对女儿说，在自然界中兔子遇见狼并不是吓得屁滚尿流而是沉着应战。而兔子与狼的斗争也并不是回回以狼的胜利而告终。面对强大对手束手待擒不是动物规则。而如今人们却一再推行一种向强势投降的“明智”理性。中医之所以不投降在于中医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是尊重人的个性和个体价值。认为由于时空位置的唯一性，每个人都可能具有他人不可取代的唯一性。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存在不能否定另一个人的存在。说什么现代人比古人聪明，现代科技成果可以取代以往人类的全部成绩，其实就是把自己所在的这一时空无限扩大了。现代人所在的这一时空的确是谁也取代不了的，有其唯一性。可人类基因并没有产生突变，说今人比古人聪明的生物证据是什么呢？从基因角度看，今人不过是古人的再现，所多的可能是历史经验。可我们人类这几百年走的是“熊瞎子掰苞米”认识道路，手中的苞米只有一个，怎么就认为自己在认识上很富有呢？
我可以认为我比我奶奶占有的知识多，但我绝不认为我比我奶奶更聪明。我知道许多现代专家还很困惑的问题我奶奶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随着我奶奶的离去，我知道许多劳动技艺永远地消失了。我再也吃不到唯有我奶奶能盐制的咸菜和酱菜了。我相信古人能擒狼伏虎，但今人会用今天的现实否认这一点。
女儿很小的时候就会嗑瓜子，可上幼儿园之后她却整个地嚼瓜子吃，并告诉我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全这么吃。”如今她在读古书时会时常感叹中国古人会嗑瓜子而今人却学人家嚼瓜子。

澄清玉宇

（八十二）
我陪得白血病同事到北京复查，向其它患者展示移植效果，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精神鼓舞，增强了他们做干细胞移植的信心。
但我知道，其他人做这个手术效果就不一定会这么好。当我们拿到诊断书，知道所患白血病是最严重的一种，就没抱丝毫侥幸心理，仅仅做了一个疗程的化疗，就进入干细胞移植阶段，捐款和移植手术同步进行，持续整个医疗过程。这与其他病人反复做化疗，在体能几乎消耗殆尽时做移植，效果怎能一样呢？所以医生称我们是最好的病人。
我不因为自己谈中医就自认是保守派，我究竟是一个保守派还是一个激进派不完全由我的生物性存在决定，还要由我的社会存在决定。如果早生一百年，我也会象胡适他们一样为西医鼓与呼。当事物偏差到某个临界点时，总会有人适时地挺身而出发出呐喊，我称这为人类的自我纠偏能力。
每当我不得不把自己交给西医朋友时，我也能做到象梁启超那样即便出了医疗事故也无怨无悔。我的西医朋友对我用他们不疑的态度大为赞赏。因为我知道，中医也好，西医也罢，往前走的路也多是摸索的，谈不上什么对错；治标也好，治本也好，哪头急就先治那，中医也不排斥治标，锅要是沸溢了，先点凉水再去抽薪也是通常做法。既然我选用西医就是去治标的，怎可以指责人家不治本？有人嘲笑中医也上西医院看病，却不知在医闹和打医疗官司的人中找不到中医人。
母亲到西医院看病也是一个好病人。在瘫痪的三年中，她采用的就是标本兼治的方法。母亲订有中西医杂志，有西医朋友，她和西医朋友商量治疗办法，也听任他们用西医方法医治。母亲吃着中药，静脉注射着“葡萄糖酸钙”等西药，还曾经和我研究怎么能补点铁，我说铁的成分象熬药那样肯定是熬不出来的。
自始自终我对科学技术象我父亲一样热衷，态度比西方人还激进。比如，对许多国家通过立法限制克隆人的研究我就不赞成，科学发展是谁能阻挡得了的么？限制克隆人研究对生命科学的整体发展都有影响，在与社会发展和谐的前提下我希望科学发展得快些。
我向朋友的儿子描述我少年时组装“矿石收音机”时说：“那是一块真矿石啊！”朋友是教语文的，说我有语病：“你前面已经说是矿石收音机，再说有真矿石就多余了。”我说我想强调科学发展的速度之快，如今的孩子见惯了集成块，怎么能想象电子“产品”里会有诺大一块矿石呢？看着现在的孩子组装电脑只需把插件象积木似的一顿插就成，羡慕得我什么似的。想当年在组装了五管、七管收音机后，我野心勃勃地要自己装电视，腋下夹一块“万能表”去找物理老师，请他帮我测试挑选一个显象管。老师跳着脚说手工缠绕的偏转线圈根本不能用。我说，我可以缠得和机器缠的一样好；老师说手工进行电视微调是不可想象的，几个月也调不下来。我说我已做好了调一年的准备……老师看劝阻不了我，干脆半路逃跑了。我想，科学之所以有今天的大好局面不正是因为早年象我这样一批热血青年全偏到科学一边去了吗？通过奶奶和母亲的描述，我知道中国早期的西医是一批品学兼优的人。西医对中医造成冲击的不仅仅是医术，更是充满朝气具有热情的人。正是青年人矫枉过正的热情投入形成了历史摇摆式前进。
按中医的观点这药有偏性，人有偏性，社会发展也有偏性。“五运六气”所展现的物候就是在不足和太过之间偏摆的。如果说五四时期社会发展需要中国向西方文明偏摆的话，那么现在恰恰需要向东方文明回偏一下才好向前发展。
科学的偏性如今在一位科学家那里表现得很典型，他给中西医打分，西医打九十分，中医打十分。这种打分的方式很明晰，符合人的求真愿望。可当我试着把这种分组打分的方法扩展开来，给牛刀和鸡刀打分，给飞机和火车打分，给美国和中国打分，给科学家和我打分时，“分”的明晰性不仅消失了，还引发了我思维上的混乱和情绪上的不满。试想如果我是被打十分的火车，我会不会提出让飞机运载煤炭和钢铁的要求？我会不会产生恨火车无翅，看飞机眼红，不安心工作，消极怠工等不良情绪？本来我可以做个快乐火车，只因这一评分方式就把我的积极性全弄没了。
认为可以象打分那样对事物进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严格确认，不承认有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不给人的主观能动性留有余地，一旦形成这样的“科学态度”后，拿到癌症诊断书时就会问医生还剩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相信科学的准确性。可量子力学发现：由于总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不可能完全精确地预言事件。这就是说，科学也如算命先生一样不可能料事如神。就象看上去败局已定的一局围棋，在靠一小块不确定苟延残喘；就象红军被赶进草地，革命进入死亡倒计时；就象中医被一再宣布灭亡，排除在主流医学之外。而人们所说的百分之一的希望正是这一点点不确定，而这也正是四两拨千斤的支点，对这百分之一的不确定做百分之百的努力，正是人的能动性价值所在。一旦我们能用好这一点点不确定，就如同红军走出草地，死棋变活，扭转乾坤的情况也就出现了。如果抱定确定的科学态度，放弃对百分之一希望的努力，那人生还有什么色彩，这样的人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在有不确定情况存在的时候我们的确认怎么会是科学态度呢？
没有西医的冲击我们不会深入思考中医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这个问题。而对西医的反思也得是在科学发展一段时间之后才有可能。中西医相互为试金石，中西医都不可能绕过自己的“劫数”。 “劫数”在中国思维中不一定是走向灭亡，多是取真经时必须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

（八十三）
虽说中医不分科，但我预言女儿将来的发展方向还是妇儿科，因为一个男人要是得了性病是不太可能找女医生医治的。我母亲治男科病就不是很多。有一个小伙子和妻子行房时因外人突然入室受惊吓得了病，是被他妈押着到母亲这看病的，却一直不肯抬头。还有的男人有病是先由妻子来询问，然后再由妻子领着来看病。邻里间的男孩肯就与性有关的身心问题向我母亲求教，成年男人极少有单个来看生殖方面疾病的。所以，病人对医生的选择也可以决定医生的发展方向。
西医的科学性一直在扭转人们的性别意识。西医虽然分科，但不强调医生和病人性别。妇产科有男医生给女人做检查和接生，而男病房的护士多是女的，给男病人插尿管也没听说要换男护士来做。虽然社会生活中男女有别，然而科学无禁区，在医院里只有生理上的男女，没有心理上的男女。只有外貌上的男女，没有实质上的男女。也就是说，医生和病人双方无论是谁看谁都得无性别才行。这对医生来说也许不难做到，对病人来说却不一定都能做到。
职业性做到无性别感还因职业不同各有侧重，往往不是职业之外的人能做到的，便是可以给裸体的女人做手术的男医生，让其用语言叙述性交过程也不一定能行。有一次开庭审理一宗强奸案。犯罪嫌疑人吞吞吐吐不肯叙述犯罪过程，法官说他认罪态度不好。一开始我也奇怪，这事都做了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可一看庭上的人我就明白了，虽说是涉及隐私的案子，不公开开庭，但庭上的法官、公诉人、书记员甚至连辩护人都是女的，一群女人坐一圈让一个男人讲叙强奸过程，难怪他张不开口。于是，我不得不用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做比喻，告诉他克服心理障碍争取一个好的认罪态度……
有近四十年的时间，我们这里最好的妇产科医生一直是个男的。我与这个男妇产科医生接触比较多，亲朋好友遇到生产、流产、上环等一系列女性问题问到我时，我经常要领到男医生这里来寻求帮助。他医术高，退休后病人随他拥到他家里，致使医院的妇产科没了病源。在他七十岁时，一个新上任的年轻院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聘他回医院出任妇产科主任。我的一个侄子就是在他家出生的。侄子出生时难产，男医生写了张纸条让我拿到医院去找他的女弟子过来帮忙。女医生叫上两个年轻的男医生一道过来。我悄悄问女医生为什么叫两个男的来。女医生告诉我接生是一件力气活，一般女医生的体力吃不消，她就曾累昏过。他们来后，给产妇打上催产素，两个男医生轮流推胎儿往下走，直到把我侄子推出来。
我领朋友到男医生这看病，在需要做内诊时如果她们有心理障碍，迟疑着不肯脱衣服，我往往喝斥道：“脱！医生只看病看不到你这个人”。当我自己遇到问题时也要到男医生这里来咨询。他经常是一边给我解答一边戴手套，要给我做内诊，我就问他做内诊要诊查那些情况？当他一一告诉我之后，我就说“好，请你等一会。”然后就跑去找女医生做内诊，告诉女医生需要诊查的内容，检查完了再跑回来告诉男医生检查结果。男医生从没有为我的这一举动而生气，总是尽力帮助我。可朋友们却指责我对人对已不一样。我也的确说不清我为什么不能把医生和他的性别分开，不能做到让自己没有性别感。
我曾好奇地问过男医生是怎么当上妇科医生的。他说当兵后任连卫生员。后来有了分科进修当医生的机会，有几个科是大家抢着去的，他太老实抢不过别人，就被分到没人愿意去的妇科了。我听了有些感慨，看来，如果医生真能做到眼里无性别就不会出现妇产科男医生少这种现象了。
在医患纠纷中有些是涉嫌性骚扰的。我倒并不认为这完全是由患者心理障碍导致的精神过敏引起的，因为我就遇到过做腹诊的男医生摸起来没完的事。所以，我也曾怀疑让一个有性别的人做到没性别即便是为了科学是否完全可能？即使做到了，这对医生本人的人性有没有影响？我给人做媒时几次遇到有人提出不要医院工作的。说他们的羞耻心淡薄，作风比较随便。对此，我们可以笑世人愚昧，但科学让搞科学的人有些异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奶给我讲过她见到的一个笑话。上个世纪初，有一天，我奶奶到她朋友家做客。朋友的丈夫是中国的早期西医，婆婆却会旧式的接生。来一个人急急地要找老太太去接生。不巧，老太太没在家。西医拿起药箱对来人说：“走吧，我去接生。”来人一楞，看着医生说：“大夫啊，生孩子的是个女的！”医生说：“哦？生孩子的原来是个女的呀！”放下药箱又坐下了。这个医生我小时见过，我叫他金姨爷，他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奶奶说，那时中医比西医多，他开一家西医诊所，要想让西医能在中国立足他必须有过硬的医术和非常好的医德才行。诊所旁一家姑娘痴情于他，日日站在诊所的窗下看他，把自己看成了一个病恹恹的身。金姨爷是西医，对科学宗教般的情感使他能做到有定力，却不可能象我母亲那样动员姑娘妈给姑娘找婆家，害得情窦初开的姑娘无以释放竟自己到红灯区做妓女去了。我奶说这事我完全相信，因为我金姨爷长得比他弟弟还帅，他弟弟是中国最早的影帝———金焰。
金姨爷的父亲是一百多年前朝鲜最早的西医。据说现在汉城医科大学校园内还矗立着他的铜像。金姨爷的母亲曾向我奶奶描叙丈夫当了医学博士后骑着高头大马，官府的人鸣锣开道，用桥子抬着博士夫人游街三天的情景，感到十分荣耀。从中我知道一百多年前朝鲜对西医有多么重视，而那时的中国无论是对中医还是西医好象都没有给予过这般重视过。
我毫不怀疑对科学怀有宗教情感的人可以让自己超越性别。可让一个把医生做为普通职业为了谋碗饭吃的人超越性别是不是不太现实？如果能够超越是不是也就超越了人性？对于一个超越了人性的人我们指责他对生命淡漠是不是指责不当？

杨小丐

我还需要看第二遍。我把文章浏览了，像读小说一样，吸引人，但好小说的 深意往往在第二第三的重复中。

元冷月

不断有后续呢 太好了

菜宝宝

(八十四)

小时候受到惊吓时，母亲会把手插入我头发中抚弄说：“摸摸毛，不吓，不吓……”我往往就定下神来。这种安慰小孩子的方法被一代代地沿用下来。我是这样哄女儿的，将来也这么哄外孙子。这种用在孩子身上的“哄”法，人们认为对成人不适用，更不会承认这也是一种医疗方法。

一个年轻人最近睡眠不好，我让他母亲“哄哄”他，因为他刚刚参与一次死刑执行，我认为他内在受了惊吓，为此，年轻人笑我缺乏理性。首先，他不承认自己受了惊吓，这有他的沉着、镇静为证。再者，便是受了惊吓，他又不是小孩子，妈妈哄哄就能哄好？不管这个年轻人怎么认为，他母亲完全接受我的建议。

一位朋友，四十多岁了，路遇一起交通事故，他很有效率地报警、救人，表现得十分出色。事后，他病了，厌食、无力、失眠……到医院检查没有查出问题，吃药、打针也不见效。看他一脸倦容，打不起精神的样子他妻子很着急，认定他得了大病没有被检查出来，领着他到各医院查来查去，弄得他很有精神压力。一天，他乡下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来看他。母亲一见他就问：“你鼻梁发青，受什么惊吓了？”他和妻子都觉得好笑，一个成年人，便是遇到和处理一些非常事件也是很正常的事，有理性的支撑，怎么可能受到惊吓呢？可他母亲坚持说他受了惊吓，得叫叫魂。于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屋外象他小时候喊他回来吃饭那样呼唤他的名子，又象对待小孩子一样捋着他的头发给他吟唱“安魂曲”。看着母亲那么投入，他也就乐得撒娇，任由母亲摆布了。我们再见他时，他又恢复到先前精神焕发的样子了。朋友们问他是怎么把病治好的？听了他的讲述后大家又不得不惊叹他母亲精神安慰作用的神奇。

有理性的保护，非常事件在我们身上不以惊恐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不等于我们的精神没有受到冲击。我在非常事件面前往往表现得从容冷静，但事后那些在事发时惊慌失措的、当场昏倒的、一时精神措乱的人都恢复了常态，我却一天比一天倦怠直至犯心脏病。

“母亲”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更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母亲”能揭去覆盖在我们身上的理性外衣，直接抚慰我们的心灵。理性可以充当“父亲”，但不能替代“母亲”。不管“父亲”如何“教育”我们，对于我们的心灵来说还是需要来自“母亲”的安慰。因此，“哄”这种对待小孩子的小技俩在某些时候就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见过母亲治疗因受惊吓而精神出偏的病人。母亲一边飞快地点刺针灸，一边“哄”着病人。当病人最终无力地伏在母亲怀里哭出来后，情绪就渐渐趋于平稳了。

母亲治病用的往往都是小技。小时候，我闲时会按母亲的吩咐买几根四分粗细的竹子，一节节锯开，制做许多一寸半高的小竹罐。用中药把做好的竹罐煮上，母亲按穴位扎上针，我用镊子从锅里夹出竹罐甩一下水，趁热扣在针上……母亲还让我用艾叶象卷烟一样卷成一支支“雪茄烟”整齐地码放在盒子里。有来诉称胃疼、肚子疼、叉气、打隔的，拿出一支点燃，灸灸肚子或小腿上的“足三里”、“三阴交”等穴位，往往不用吃药就好了。有一年，大弟弟得了急性阑尾炎。一听西医说得开刀，他一下子滚下床捂着肚子就逃出了医院。母亲急了，让我捉他要给他针灸，可弟弟爬上房，我也捉不到。那时还没有糖衣药片，想哄弟弟吃药也难，全家只能坐等他穿孔从房上掉下来。我和弟弟反复商量，他只接受一个治法———灸，而且只能是我给他灸。弟弟到底没做手术，没吃药，也没扎针，连我也不相信阑尾炎能灸好。

中医治病的方式都可以归入小技类，能用小技治好的病当然不能算是大病，从这点上说中医治的病是小病我也不反对。在心理上，我们有时希望自己得的是大病，我那位被割去一侧肺子的同事后来对我说，她之所以没有听从我的劝阻而做了手术是想用做手术向人们证实她得了大病，为的是堵说她装病之人的嘴，开胸手术当然是大病。可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自己得大病，比如，患上需要换肝、换肾、换骨髓这样的病。因为在真得了大病的情况下，我们首先面对的可能不是病而是更难面对的东西————人性。

我一个做了大手术的同事求我给当地报纸写篇稿子赞美一下他的妻子，表达他对妻子的感激之情。我笑他作秀，两口子之间用得着这样吗？他说，你不知道，我在住院期间看到很多被配偶抛弃的病人。在病房内，当守护病人的常常是父母、兄弟姐妹，而配偶根本不露面时，就说明病人被配偶抛弃了，而被抛弃对人的打击往往比患病的打击更大。我给同事写了这篇表扬稿，同时感到些许悲哀，现代科技在许多方面把人性放入前所未有的严酷考验中。在我一个朋友急需几十万元手术费时，他的家人却沉寂了。我一个个“捉拿”他们，逼迫他们拿钱。被我逼得没法，他的父母说：“你能向我们保证手术成功么？不能，那你这不是让我家倾家荡产，人财两空么？你有什么权力来逼我们？你先拿出几万元来，然后再来逼我们要。”我从来没有向朋友学说他父母这番话，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感情都承受不住这样的医疗考验，我们又怎能要求配偶、兄弟姐妹做得更好？有一天我接到医院电话，说有一个住院老太太的儿女们因承担不了医疗费，纷纷弃老人而去，让我这个维护妇女权益的人管一管。我费了好大劲把老人的儿女们找到一处，连哄带吓要来钱送到医院。老太太没有因我为她拿来医疗费而高兴，而是拒绝进食而死。这让我感到如果“治病”这事要是弄得过大，大得让爱情、亲情承受不了，我想，死亡的幻灭感也可能是由某些失望引起的。虽然这不干医学啥事，但很有做一些调节的必要，我们应如何调节呢？

菜宝宝

(八十五)



一个患病儿童长期吃药。孩子的妈妈见我女儿摸脉说得挺对，就询问应该再吃点什么药。女儿说，这么小的孩子干嘛要吃那么多药呢？做做按摩，热敷什么的效果往往就很好，小孩子身体敏感，用药不当对孩子反倒有伤害，所以对小孩子用药最应慎重。女儿一边说一边给小孩做按摩，只做了一会儿，小孩就接连，感到很舒服，对妈妈说他很喜欢这种治疗方法。

由于西医的出现，医生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西医做换心换肝的大手术，中医真算不上是医生。为此有人主张中医的地位应是辅助医学我也不反对。孙悟空在取经路上的汗马功劳是不可抹杀的，但孙悟空肯挑上两天行李么？孙悟空因自己在前开路就要求取諦沙和尚么？我一直不认为唐僧是个低能的领导者，他的“慈悲”实在是一种科学的价值眼光。他不用一种价值去否定另一种价值最后只剩一种价值。他没有实行“能者上，庸者让”的竞争制，不让孙悟空利益通吃。他驱赶孙悟空几次，却一次也不曾驱赶过沙和尚。他甘冒自己被吃肉的危险也要抑制孙悟空的“齐天”意识。

中医缺乏竞争意识不是它的缺点，也不是他应被取諦的理由。我曾在一个妇女组织中工作过一段时间。去之前，人们对我说，女人事多，在一起就打架，这个组织的内部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问题根本不在性别上，而是人员配置不合理。由于女干部被选拔的机会少，选上来的个个都是“孙悟空”，唐僧要是领着三个孙悟空去取经会怎样？

嘲笑中医不是另一个孙悟空，总要设擂台搞比武，以决定去一存一，同时还认为这么做很科学，我看这种科学不如唐僧的“慈悲”来得实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主张讲道德，主张把中西医“结合”到为人民服务上来。因为专业壁垒造成的相互理解困难，使人与人之间几乎要因思想认识不同而打“圣战”了。只有道德具有公共价值，可以通约。所以道德不是虚性的，不是为了让人高尚而产生的，其实用价值不小于医学。

能够看出不同事物的各自价值，能够了解事物并不具有绝对性，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科学态度。中医就是建立在这一态度上。在中医理论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阴阳是这样，五行是这样，所有事物无不在过程中。我感冒了不吃药遭到大家的批评；咳嗽了还不吃药，人说这会引发别的病。果然，我开始浮肿、腰疼……朋友说这是肾炎症状了。我还是没吃药，几天后浮肿消了，其它症状也没有了。而朋友感冒就吃药、打吊瓶，出现咳嗽症状后做了菌培养又加大了药量，他对我说，一定要把病截住。结果他不是把病截在肺部而是截在了肾部无处可走，化验结果反倒是肾炎了。当然，这就不是小病了，得大治了。为此他奇怪，本来已经出现肾病症状的我却没有得肾炎，而他层层预防却反倒得了肾炎原因何在呢？我说，当我咳嗽时感冒症状就没了，当我浮肿时，就不咳嗽了，当我浮肿消了后，就什么病症都没了，因为病在我的身体里走完了它的全程后就不是病了，而你不让病完成这一过程，把它截留在肾这个阶段，所以你就慢慢治肾炎吧。看他郁闷，我劝他不要想不开，如果把事情重来一遍，他有胆子象我这样做么？中医的“冒险性”也是现代人不能完全接受它的一个原因。虽然西医也有险，但人们有冒险选择的自由。

中医不仅看事物不绝对，便是看自身也不绝对。所以，在历史上中医从没有停止对自身的批判。这一现象被有些人视为中医自身缺乏坚实基础的证明，也使一些初学者感到无可适从。一位网友来信说人参不是不可以大量服用的，他就敢把人参当萝卜吃。但是，他说这里有个服用方法，那就是先要一点点吃，不断增加身体的耐受性，然后再一次性多吃就不会危及生命了。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中医所说的药之偏和人之偏也是相对的。如果银河系中存在另一个“地球”，除了没有大白菜外什么都与地球一样。他们要是来我们这做客，很可能会因吃了我们地球上的一棵大白菜而中毒。如果人参在地球上遍地都是，是我们祖先的主菜，有什么毒性早耐受过了，我们现在吃起来当然就是萝卜了。相反，要是自古以来萝卜就象人参一样稀少，我们吃一个说不定还中毒身亡哪。

这一相对性原理对西医也适用。抗生素不断更新换代就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看，西医的许多新发展不过是在维持医疗效果的原地踏步走。所以，我们在治病、用药时，关于时间、地域等因素无不在考虑之内。有时我与朋友开玩笑说，不用吃药，只要你到我家住上一段时间，换吃一下我家的伙食对你就能起到药物治疗的效果。夫妻患一样病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医理论的自洽性使其无论怎样用已之矛刺已之盾都能解套，绕蒙的是没有把握住其本质的人。所以抓住中医的“矛盾”而把其“解套”称为玄学扔到一边，把中医锁定在固定的空间而砍去前后的时间性，那么，中医之矛当然就刺到中医之盾了。这正是当前批判中医时常用的方法。对我来说，不是非要保卫中医不可，而是批判中医的方法应该象五行中的任一行都要有克、泄它的力量对其进行一定的抑制一样，“五行”的精神内含就是民主，这一民主思想可以抑制科学思想不向魔的方向转化。

菜宝宝

(八十六)

有人说，医学具有唯一性和排它性，所以西医要不遗余力地排斥中医，使自己成为唯一。并说这种唯一性和排它性是动植物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人类就是这种生存斗争的胜利者。我想，西医要真是这样想问题可有点小家气了。做为个体是可以象老虎似的具有唯一和排它意识，但从整体上看这个世界恰恰是物种繁多。人类的强大我理解应是追求造物者的气度，老虎再强大，终是个体意识。如果人类真能把唯一性和排它性进行到底的话，那么人类的胜利也就是人类的失败。

西医具有“侵略”性不是它的错，这是它的生存之本。中医之道法自然，不排它也具生存的合理性。西医做唯一之想可以，也可以“称霸一时”，但“时过境迁”后，世界又恢复多样性存在。所以，唯一性和排它性只能成为个体原则而不能做为整体要求。随着“科学”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个性色彩，总是提出个体原则，“科学”在我眼中的形象就越来越象一只老虎。而许多“科学”方法在使用上也越来越失之简单，比较法被用成“人比人得死”的淘汰法；还原法被用成“刻舟求剑”的教条主义……

以“时”的眼光看事物，就会看到各种文化盲区的大小随“时”而变。西医借科学所得的一“时”之盛可能会在下一时走入“瓶颈”； 而休眠的中医可能正在等待它的春季。

我对女儿说，“学而时习之”就是学了中医要利用现有条件去实践。在“时”中“习”才是中医生存之本。我们必须把“时”与“习”这两个汉字读成是立体的。学中医要求读古文不是倒退，因为现代汉语是平面的，读出来的是字义。按字义讲，“学而时习之”就翻译成“学习要时常复习”了。而古汉语要求理解字意。“时”的意囊括了整个现实存在；“习”的意是整个学以致用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坐在课堂里一遍遍枯燥地复习《中医理论基础》怎会“不亦乐乎”？

冰雪化了，树叶绿了，燕子来了，这都不是春“时”本身，但又是春“时” 的一切。 “时”和“气”一样是无法得到其本身的，而古人并不因此就否定虚性的东西。

现代人可以轻易指出“一叶知秋”的荒唐。在批判中医的逻辑中比比皆是这类质问：“你看的是叶子而不是秋，叶子上哪有秋？不能从叶子上分离出秋来你就是骗人……”

许多人批评中医理论过于玄妙，我不以为然。原因在于我接触到的最玄妙的问题恰恰都来自于西方。小时候父亲常提出一些诸如：飞行的子弹是否在弹道的每一点上停留？上帝能否制造出一块连他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物质能否无限分割？天的外面是什么等让我发蒙的问题。这些问题曾令我十分苦恼。后来我认识到这些西方问题产生于提问题的方式，而不是来自事物本身。西方哲学制造了不少思维“黑洞”，这些“黑洞”也能让人“走火入魔”。少年时，我曾制造一个“两枚鸡蛋是否相同？”的问题将一位生物学教授难倒。

女儿很小的时候就不允许我制造这样的问题。我给她唱儿歌：“宝宝有面鼓，鼓上画老虎，宝宝敲破鼓，妈妈用布补。”然后我提出问题：“妈妈是补鼓还是补虎？”这个“黑洞”问题最后把女儿气得大哭：“不能把鼓和虎分开！”。上小学时，做“鸡兔同笼”的算术题，我解题说：“假设鸡都长四条腿……”女儿坚决打住说：“不行假设鸡有四条腿，鸡只有两条腿。”我与女儿好说歹说，说现实太满了，用个虚性的暂存间对现实做调整，之后马上就还原现实。女儿说什么也不答应。上初中后女儿又拒绝做数学题，她问：“数学对我有什么用？”我向女儿解释说，这数学在她今后的人生中可能一次也用不上，但做数学题是智能体操，可以操练大脑。女儿说，那给我换个别的体操吧。

我曾坚信科学会通行无阻。女儿小时我对她的科学引导可不限于给她讲《科学演义》，还带着她和她的同学搞了一系列科学小制做，成果都进了她们学校的展览室。我使尽浑身解数没能把女儿引上科学之路实在是我遭受到的一个沉重打击。我曾对女儿感慨道：“想来爱迪生的妈妈也不过如此，看来我可以做得同爱迪生的妈妈一样好，可我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不由我做什么而决定，而要由你做什么决定。”女儿看我这样狼狈高兴得大笑不止。

如果说母亲的力量还不足以纠正我的“科学”之偏的话，女儿的力量最终做到了这一点。

女儿不仅不掉入“黑洞”，还拒绝“理性”。她说：“摊上你这么个明白事理的妈妈真是件可悲的事，你能不能不事先告诉我事情会怎么样，而让我自己去体验？你的经验能在我这里开花结果么？”

由此我知道，即便是真理，以为就应该人人接受，也能够人人接受那就错了。中医是好东西，但母亲当年没有力量让我接受；科学是好东西，但我没有办法让女儿走上科技之路。为此我说，把最终真理赐给人类并没有多大意义，人是“任你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如果接受真理的代价是取消了人类自己的生活，人类是有权拒绝的。

女儿对我说：“你做的饭很好吃，你就象别人的妈妈一样把饭做好就行了，不用给我做导师。”女儿树她一个农村同学的妈妈给我做榜样让我学习。于是，在女儿的教育问题我唯有表现“原始”她才肯接受，因此，朋友们常批评我不教育孩子。

从小学到大学，女儿总是把班级里学习最好、品德最好的女孩领回家来，对人家说：“你认我妈做干妈吧？我妈最喜欢有你这样的女儿。”然后让我帮这些女孩解决她们面临的问题。当我替这些女孩犯愁时，女儿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总说我钻不进去么，怎么又说她们钻不出来？看来就是她们给你做女儿你也是一样的忧心。”

菜宝宝

(八十七)



陪朋友看中医。朋友看完了还想与我做对比，就拉着我对中医说：“你再给她看看”。医生摸了我的脉说了四个字：“魂收魄散”。我听了，但笑不语，朋友却吓坏了，想要问医生个究竟。我拉朋友出来，朋友上下打量我，一脸的奇怪：“中医真是胡说，竟说你魄散了”。我告诉她中医没胡说，我倒觉得“魄散”这词对我概括得挺准。朋友问：“什么是魄散？”我说我也说不清，但我现在失去了时空感，我想这可能就是医生说的魄散了。朋友想不出失去时空感是什么感觉。我试着向朋友解释：你有过白天睡觉睡糊涂，醒来一时弄不清身处何处，不知是晚上还是早晨的情况么？朋友说有过。我说，这种情况一般只存在几秒种就过去了，可如果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下去，持续几天甚至十几天的话，你说这是不是魄散了？朋友说：“难道你现在不知身处何处，不知是早晨还是晚上？”我说我知道，但我不敢确定，所以我总是看表，看周围的街牌，总得用亲人、朋友、同事来定标。朋友惊道：“那你是不是看我也不真实了？”我说：“我不但看你象隔了一道山，听你的声音象隔了一层膜，就是看我自己也象另一个人。”朋友说：“哎呀，这可是挺严重的，可我看你是好好的呀？”我说：“我当然是好好的，你没听医生说我魂收着么？”

朋友问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说我要是知道了就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了。朋友说，那咱们得让医生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说中医看了会说是过于劳累，耗伤精血所致，治法是补气血；西医看了会诊断为精神病，但不知病因和发病机理，且没有合适的药物。


朋友有点慌，一想魂了魄了的怪可怕的，再想想精神病也挺吓人的，不可不治，建议我先看中医。

我倒不急于求医问药。且不说疾病有自己的过程，可能的话应该让它走上两步；便是熟悉和感受一下疾病状态对人来说也不是没必要。为什么有人死到临头便发狂？可能就是被从未经历过的死前身体的异样感吓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自杀？可能也是接受不了身体出现的异样感。我们通常把感觉划分成“正常”和“非正常”的，而“正常”不但是我们的生存资格，更是批判 “非正常”的武器。于是，比非正常感觉本身更可怕的是对这一精神状态的否定，这使人们不但不肯体会非正常的感觉，还不惜以舍弃生命方式对这一感觉加以拒绝。


从中医对魂魄的大量论述中我猜想，古人的生活境遇使他们出现“失魂落魄”，“魂飞魄散”的时候比较多。所以古人不仅能从容应对这一情况，还摸索出一套“安魂定魄”的方法。由于心理学的出现我们把古人留下来的“心经”几乎都当成糟粕丢弃了。但心理学知识无助于我们体会自杀者的心境，也无助于阻止他们自杀。如今忧郁症也象癌症一样发现了就是晚期。而心理学的作用发挥在能让我们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人的自杀。我们的冷漠是不是反映出我们心灵缺项呢？


我之出现魄散这种情况，除了耗损过度之外我感到还有我理性搜索不到，意识扫描不着的深层原因。“魄散”给了我一个探寻自身的机会和工具，我想趁机搜索身心的每一个角落，找到“断层”所在。


人，为什么需要孤独？因为人需要同自己相处、沟通，捕捉身体发出的信息，这是“探寻”工作的需要。为此，我知道有人构建丰富的内在精神生活并不是为了当圣人，做贤人，而是用于自我调节。所以，圣人超越自身不是想给世人当楷模而是要摆脱自身困境，用从圣人身上找缺点的方法来否定他的努力和证明其虚伪没有什么意义。我对女儿说，这不是一种让人进步的方法。

令朋友感到不解的是：“你有定力，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人，便是我们都得了精神病你也不会得，怎么会出现魄散的情况呢？”我说，太有定力不见得是件好事，过于坚定对一个建筑物来说都是危险的事何况是人？事事不弯的最终结果就是折了。意志宁折，而“魄”不情愿。魄散虽说是身体症状，却很可能是我生活状况的反映，这正是我不急于治病而想探寻病源的原因。朋友笑说，如果你是市长，你魄散了难道还反映出这个城市的问题不成？我也笑了说，差不多吧，你不认为文革时期周总理的精神状态反映了社会状况？


当失去时空感时，我既需要孤独来与自我沟通，更需要用亲友来定标。

一位朋友对心理医生寄以很高期望，到北京花了八千元找心理医生进行“话疗”，回来后悔说还不如用这钱请我们吃饭“群聊”的效果好。于是我想，这外国人注重隐私的习惯使他们需要心理医生，而中国人聚堆的“陋习”使我们十分方便“以人为镜”，这些镜子不仅照我们洗脸，还把光线投射到我们的心底。

和同事喝酒曾行过一个“酒令”：每人向你敬杯酒，同时说出你的一个缺点。如果你反驳，那么就罚酒一杯。至于所指出的缺点是否存在，由大家评判。我想，这敬酒得喝，这罚酒却都喝不到，谁还没点忍受批评的修养呢？但我看到同事一个接一个地全喝到罚酒了。所指出的缺点十分正确，可是个个不服，全忍不住反驳。到我时，听了同事指出我的毛病，我笑了，认为是不实之词，无须我反驳，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大家会还我个公道。可大家全频频点头称是。我火了，觉得这是个阴谋，为了让人多喝酒也不能这么干啊？于是拍案而起……结果大家个个批判我，直说得我哑口无言，心服口服，喝了罚酒。这正是旁观者清，别人往往能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自身问题。医生的专业知识有时抵不过了解你的朋友对你更有帮助。


和我小时见到的妇女相比，如今工作中的女人连耍脾气、使小性的现象都没有了。考试、录用、提拔的考核标尺把人规矩得标准、笔直。头疼医头的治疗方法更是加固了人所有可弯曲之处。没有“弯曲”的动作来分解外来冲击力，生命只有“折断”。于是，“解决”了“弯”这个问题的心理学接下来要解决的课题是就是“折”了。为此，心理学也越来越深奥了。

菜宝宝

（八十八）



曾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个人教训我。此人批判力度之强，使我有醍醐灌顶，顿开茅塞之感。在大受启发，佩服得五体投地之余，意识到自己无能，顿感自卑和郁闷。醒来后仍闷闷不乐。


女儿说“没见到你这般能制造自卑的人。竟然醒来还意识不到梦中批判你的人是自己。看来是需要人格整合了。”


的确，梦中人的观点是我提供的！这让我兴奋不已。可奇怪的是我的思想在梦中怎么成别人的了，而且还批判我自己呢？难道真如女儿所说，为了保持始终如一的自卑，我竟把“本我”外化成别人来崇拜？


我为自己辩护说，这是特定环境中的特定心理。百年来中国的主流心理是缺乏自信，在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社会环境中，本我和自我相见不相识的恐怕不是我一个，要整合也得大家一起整才行。


越活老了越知道阿Q是怎么回事了。


我实在不愿承认“本我”的存在，还得整合，尤其是在当代，太麻烦了，谁不想活得轻松些？


便是象浮士德似的把自己交给魔鬼又怎样？便是当阿Q，自欺其人又怎样？我们不是没做过。中国人就是魔鬼见了也头疼。


中国人不是一张白纸，因而心地不纯。比如外国人要是反对中医，就会说到做到把人参当萝卜吃。而中国人的“虚伪”便是在全盘西化的人身上也一样存在。因此，只要你是中国人，就不可能通过反对中国而与中国脱掉干系。我奶奶说，鬼子从来不信任汉奸。


让中国人当“好人”不容易，因为做不到无保留地信服什么；可让中国人坏到底也不容易，坏到一定程度时又总是良心发现。日伪统治时期，奶奶曾藏匿过五个伪军逃兵。可日本人投降逃跑时，我奶又拎着一篮子烙饼追着送给他们。


我一个朋友说，中国心哪个朝上也不在，在野。所以，批判统治阶级的儒学动摇不了儒学的根基。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以为歌德创造什么人物是他的自由。可荣格却说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因为是浮士德这个“本我”，促使歌德不断地提升自己直到让浮士德得见天日，创造浮士德是歌德的“宿命”。


泰戈尔说：“那敲打我心扉的是世界的灵魂要进来，还是我的灵魂要出去呢？”


天、地、人的整体思想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也是“客观规律在人头脑中的正确反映”。 虽然不能被描绘新的图画，但心灵却能以不同的显现响应外在的呼唤。

在这种里应外合的思维运动中，中国人想无视“本我”得见天日的要求也不太可能。这个“宿命”不是卖身给魔鬼或自欺其人地充当阿Q就能躲过去的。我们在主张扬弃传统文化时，有没有想到我们不仅是这一文化的“受害者”，还是这一文化的创造者？所以，要想铲除这一文化光“焚书”不行，还得“坑儒”。


我不是非要宣扬中医和中国文化，西医和西方文化的伟大之处我岂有不知？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如果能够照搬西方文化的话，何苦要顶着自卑做艰难的自我寻求？


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使我们学丢了学习的本意，如果外在唤不起内在，那中国人就一直“睡”着。阿Q是失去自我、人格分裂，魂无所依，梦游着的中国人。说阿Q没有觉醒是对的。不把魂招回来，阿Q如何能醒？


许多人认为中国文化心衰，怀疑其价值，甚至提出了换心主张.。


中国心的功率的确没有西方文化的强大。中国文化缺少西方创造伟大“时势”的那种强大的分裂性、宗教力量、悲剧意识和英雄主义精神。中国文化的自洽性造成中国人精神上的“惰性”。


女儿的艺术老师多为她没有走艺术道路而遗憾。我也奇怪，女儿是如何抵御明星梦的呢？女儿告诉我，她热爱艺术，如果没遇上中医，她肯定去搞艺术了。她说“艺术需要用痛苦酝酿，用生命祭祀。艺术家命运多舛、摇滚乐手寿命很短就是一个证明。艺术于人也是有毒副作用的，但中医能让我站在艺术的毒性之外欣赏它……”想到有人寻找中国艺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我在女儿这里找到了答案。

我和女儿衡量心脏的标准都不以功率为唯一。运动员心脏有其隐患，男人活不过女人，养心对心脏最重要。我认为中国文化不伟大不是它的错，不能因为盲人的听觉发达就认为有眼睛是缺陷。


常有朋友恨铁不成钢，骂我是阿Q了。我也自认：“我就是丑陋的中国人。”

骂人的“激将法”用于思维“自洽”的人效果往往不好。因为激出的“火”在五行流通的思维中被“土”泄，“水”克，“金”耗，难以形成中烧的怒火，促人行动。所以，相对说来中国人总是火气不足，冲劲不大，竞争性不强。而这一“国民性”品质现在正不断遭到批判。

中医之所以跟文化扯上边是因为中医把天地等概念都扯进人的医学中。一个年轻人学弹古琴时说，古琴的说道怎么这么复杂啊？我说，你要是接触过中国文化就不会认为古琴难学了。中国文化是一套体系，开哪个门进的都是同一个房间。爱因斯坦累死也没把西方各学科的房间打通。


汉字不用增加就足以阐述众多的新事物。构建一门理论的框架要是缺项的话，那么，随着这门学科的发展，任何一个新要素的引入都有可能打破原来的概念关系，从而引发新的排序。这种颠覆性重组可以叫发展或进步，也可以叫观念更新或证伪。但对中医来说是不允许的。母亲当年为什么给我拿出那么厚一叠经典？因为不从整体把握，而从个别入手学医的话，我是可以不断观念更新，可病人岂不是天天被我用明天的旧观念处置？如果这个更新是颠覆性的，那病人岂不是被颠来倒去的治？如果这个更新是证伪式的，那么今天使用的方法岂不全是明天的伪科学？如果中医要是这么做，就还得再创造一套“科学”理论来支撑这一做法。


中医跟不上时代，是跟不上英雄西医造出的“时势”。“时势”改变了自然，其中包括人这个自然。现代医学面对的人已不是“自然人”，其病的来路是绕了许多弯的山路，这为西医所不识，于是现代医学书上写满了：“病因不清，发病机理不明”。我想，医学研究需要没受“污染”的样本的。对当前的“时务”要站在这个“时”之外去识。

szhxinan

真是精彩，感谢分享！

澄清玉宇

(八十九)

假如中医的健康理念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会不会有一天被西医提出？当西医作为一种新理念提出“中医”理论时，人们会感到不可理解吗？


有人会反对说，西医怎么可能会提出“中医”理念？中西医是两个不兼容的系统，没有


接轨的可能。对此，我不以为然，谁说新学说与旧理论就得兼容？经典力学，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它们是兼容的么？科学无禁区，不兼容在科学中不仅是允许的，甚至是科学张力的表现。


把科学说的好象是从一个理论中始终如一地按一个逻辑发展着的似的，就可以指责中医不合逻辑了。把科学说的好象早就有了“统一场论”，所有理论都在一个基于因果性原理的统一场中，就可以把中医排斥在外了。不然，一味要求中医兼容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


量子力学出现后并没有否定和取代经典力学和相对论，而是在不同的领域内各自发挥着作用，人们不因经典力学理论不能用于制造原子弹而否认它能造汽车。毕竟“统一场论”还没有产生出来，真理三分天下，究竟谁有权利取谛中医？


中医现在获得了新的生命动力，如果说中医先前的存在是历史的需要，那么现在的生命力却来自西医的发展给中医留下的余地。这块空间即使中医不来填充，一个与中医差不多的新理论也会应运而生，科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的。


即便看上去明显不兼容的事物也不是绝对的不兼容，思维方式的兼容自有其生物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道法自然。


我父母的性格差异很大，比如在财富观念上两人就一直不可调和，父亲吝啬，母亲慷慨。做为他们的后代，我会获得怎样的遗传呢？只有三种可能，一，象父亲，极度吝啬。二，象母亲，十分慷慨。三，中和父母，既不吝啬，也不慷慨。唯一不可能的是，既吝啬又慷慨，因为这不合逻辑。可事实上，不合逻辑的事情真就发生了，我极度吝啬，又十分慷慨。


同事常对我的下意识行为惊呼：“你怎么往钢笔水里兑水？”领导多次对我发怒：“咱们有的是好纸，你为什么总是用废旧纸的背面给我写报告？”朋友们说：“为什么一说哪道菜剩了扔掉，你就把它全吃光？”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而我的慷慨比之母亲又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倾其所有，还会代人签字借债，以至有的部门会把救济款发给我，由我慷慨出去。


心理医生可能会认为我这是矛盾性格。其实对我来说却很正常，因为要是我不吝啬的话，我体内的父亲就会难受，非物尽其用，毫不浪费不舒心也。同样，要是我不仗义疏财，帮助别人解困，母亲在我心里就不舒服。所以，为了每天吃得下，睡得着，我必需既吝啬又慷慨，缺一不可。由此看来，基因的链条不是按我们理解的逻辑顺序排列的，看似矛盾的性格在我这里统一得天衣无缝。


集汇在我身上的基因，来自我之上数以千万代直系祖先。从基因上讲，他们是我，我是他们。而我并不独自拥有这些祖先，沿着血缘的路从我这往上没走多远，我与他人的祖先就交叉了，我的祖奶奶可能就是你的祖姥姥。从纵向看，在那些你所从来的祖祖先先身上能找全你的全部基因，这就是说，他们是你生命的生生世世。从横向看，现存的人，他们的基因也来自向上并不太远的你的祖先。所以，你也可以在现存的人身上找全你的基因。可以说，我们现实的人也互为生命的生生世世。我们就是这样历史而又现实地存在着的。如果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融合过来的，那么，又有什么思维方式是绝对不可兼容的？


当然，人类并没有因一再交融而变成一群缺少个性的绵羊。相反，个性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和自我保护意识，非强劲的情感动力不能使其开放。违心地融合，往往要付出身心健康的代价。可以说，正是人的情感性保护了思维的独立性。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人类为什么有了理性还会有情感，因为这两者已被捆绑在一起了。


当思维方式的矛盾有时不能逻辑地解决，如果不肯象佛家主张的那样“不了了之”，就要用突破和超越的方式来解决。而突破和超越的手段是什么呢？


结婚后，对婆家彼不适应，在许多思想观念上感到不可调和，尽力而为的调和也付出了身心疲惫的代价。女儿出生了。我惊异地发现，女儿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说话办事，与婆家人一个模具拓出来的似的。我惊诧道：借我的肚子生了一个人家的孩子！


但老天设定我无条件地爱我女儿。女儿是一部天书，我奇怪地看着她的所作所为而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重新关注女儿的父亲，细细了解他的思想、感受、脾气、秉性。面对他的诧异，我回答说，你是一本新华字典。我陪女儿的爷爷、奶奶聊天，设身处地的从他们的角度，以他们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我对女儿说，我这是在查阅康熙字典。当然，我也了解婆家尽可能远的家史，这就是翻阅辞源了。正是通过这些查阅，我才能读懂女儿。有时，我与女儿开玩笑说，如果女儿是个一夜情的产物，那么可就糟了，我将永远不能解读她，因为我没有破译这部天书的字典。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反对一夜情。正是因为女儿，我不能否定她所从来的家族。所以，对于我本来并不认同的思维方式，我需要的不是反对、否定、回避、封闭，而是与其真正融合。这里没有违心的问题。当女儿为我打通两个家族的思维隔阂时，我感慨道：“人类还得实行有性繁殖啊！”   


爱，这个词当然很不理论，很不真理，很不逻辑，拿不到学术台面，但却是我得以实现思维突破和超越的手段。人之所以是情感动物，之所以有思想，正是这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现代人往往难以突破思维桎梏是不是因为缺乏情感动力呢？当爱的情感变得有些虚幻时，人的思想力量也随之减弱。有人嘲笑我之所以维护中医是出于对母亲和女儿的感情，是对中国文化的恋恋不舍，是出于民族主义情感。对此，我并不反对，因为我活的不仅仅是一个一生一世的我，也在活着我生命的生生世世，我不能从我的生生世世中剥去历史、文化和我们整个民族。我的理性之开放，兼容，具有活力都离不开情感做开路先锋和前进动力，我不可能离开我的血肉去爱真理，这难道是难以理解的么？

fuc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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