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族计划生育的配置措施-应对中国老年化刻不容缓（转）

bay

这强大的负面信息让我感觉呼吸都困难！
我们的民族是怎么了？！！！！！ ...
刘雨 发表于 2012-7-2 09:15

那是因为你脑子里有"正面","负面"的分别心啊,人们说看一切都是好的,那就是好的

bay

在紧锣密鼓地制造YU论,大概的意思是让大家做好自谋出路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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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养老金缺口非常大 财政十年补贴1万亿
2012年07月02日03:40新京报[微博]张轶骁我要评论(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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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养老金缺口“非常大”

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图/CFP

新京报讯 （记者张轶骁）针对目前公众关注的养老金问题，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6月30日在2012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养老金缺口“非常大”，应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的运行效率。他透露，近十年，中国对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已经超过了1万亿元。

保监会：养老金缺口确实非常大
所属分类：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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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运用“交给市场”

陈文辉建议，在整个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应在建设机制上面花大的力气，“通过运用市场机制来提高整个基本养老保险的运行效率，实现一种机制的可持续”。

“把更多的可以从市场上购买服务的项目，通过市场来解决。包括资金运用，通过市场来投资起到更好的收益，这方面可能都要交给市场来做。”陈文辉认为，基本的养老保障制度通过引进市场、引进竞争，购买市场的服务，将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提供更好更专业的服务。

中国平安养老保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杜永茂表示，养老金的储备总量，不能只靠缴费，而是要靠投资滚动利用复利的原则获得增值。在国际上，包括商业公司在内的养老金管理主体，均是通过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实现养老金的增值。他建议，对商业养老金管理主体，列入国家优先发展产业的序列。

长江养老保险公司总裁李春平表示，美国市场养老金积累近40%-45%靠投资收益。全国社保理事会过去10年的运作，平均每年投资收益率仅有8.41%。

养老金缺口“非常大”

在谈及近期公众关注的养老金缺口问题时，陈文辉认为，中国整个养老保险体系的发展不大平衡，养老金缺口“确实非常大”。对于缺口具体有多大，陈文辉并没有给出具体数字。陈文辉透露，近十年来，中国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已经超过了1万亿元人民币。

6月中旬，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等人联合公布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报告建议实施延迟退休年龄。随后，关于养老保险和退休年龄的话题在国内引起巨大争议。

6月18日《人民日报》曾以“中国养老金不会缺口18.3万亿元”为题，关注此问题。报道称，近年我国连续8次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各地支付状况都很好，2012年的调待在1月底春节前基本完成。如果没有资金的有力支持，不可能有调待的顺利进行。所以，已经退休的和即将退休的人员，不必对“能不能领到养老金”太过困扰。

刘雨

回复 61# bay


   版主提醒的是！

bay

回复 63# 刘雨

兄弟,我是和你开玩笑挖坑呢,不要掉进这虚无主义的幻景

没有分别,干嘛每个月给自己爸妈寄钱,而不是给邻居家寄钱啊

没有分别,那么在大街上,男的去上女厕所,女的去上男厕所好了

饿了直接去吃有机肥得了,如果香臭可以不分的话

买鞋子不要看尺寸了,如果大小可以不分的话

吃药的话,那全反着吃或随便吃好了,别辨什么阴阳寒热虚实了

法院请聋哑人来听审断案好了,因为对多数人来说,也许比非聋哑的法官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把死的听成活的,把活的听成死的要好

bay

人社部专家建议退休年龄延至65岁 缓解劳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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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02日02:52
来源：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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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人社部称，退休年龄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经济政策，涉及人口结构、人力资源供求、代际关系、社会保障基金平衡等多方面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应该说是一种必然趋势。如果实行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在此期间原本应退休者继续缴费，一方面弥补了基金总额的不足，另一方面又相对减少了基金的支出额。这将使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行和支出更平稳。[网友有话说]

　　第三方：凭什么官员车补比老百姓养老金高？人民的钱就该为民养老
人社部表示将适时提出弹性退休建议
15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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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讨会昨天在京召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提出，我国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建议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

　　劳动力将严重不足

　　根据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是全球唯一的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201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经达到1.78亿，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3.6%。这意味着全球1/4的老龄人口集中在中国。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老龄化意味着人口老年负担系数不断提高，也同时意味着劳动投入的减少。

　　郑秉文介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从2010年的9.7亿减少到2050年的8.7亿。其中减少的拐点将发生在2015年，届时将从9.98亿的峰值开始逐年下滑，年均减少366万。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分析室主任李军表示，预计到2050年，我国15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7.1亿人，比2010年减少约2.3亿人。2030年以后，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严重不足。

　　建议延至65岁退休

　　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这一不争事实，研讨会上，不少专家再次建议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以减缓劳动力总量减少速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发言时谈到，国外老龄化国家多是采取利用外部机制引导劳动者自觉延长退休年龄的方式应对老龄化。他建议我国从2016年实行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并每两年延长1岁退休年龄。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

　　李军也建议适时提高退休年龄。他表示，这一目的并不是在于促进增长，而是缓解劳动力总量减少的速度，减弱对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预期。但他指出，退休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在决策方面需要慎重。

　　加强对老年人培训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建议，伴随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的趋势，我国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同时加大对老年人的培训力度，以为延长退休年龄创造条件。

　　蔡昉坦言，在我国人口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因此，我国目前没有延长退休年龄的条件。

　　他建议，退休年龄可采取弹性制度，充分利用一部分高技能、高素质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同时，针对受教育程度不够的普通劳动者，可以采取教育优先以及加大对老年劳动者的培训力度，增加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其为工作岗位服务的能力。(记者韩旭)

　　作者：韩旭 (来源：京华时报)

bay

社科院专家：现行体制下15年后退休吃不起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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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02日17:18
来源：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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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街头歇息的退休老人。老年人的普通心态是，早退休意味着早保障、早稳定
上海街头歇息的退休老人。老年人的普通心态是，早退休意味着早保障、早稳定

　　　摘要：一次关于延迟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缺口的争论，再次深深触动了公众的神经。在尽可能广泛覆盖人群的养老保险机制里，每个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我们检测一项公共政策是否合理，正是要看不同群体是否在其中获得公平的待遇，制度是否给人提供了稳定合理的预期。面对制度显现的缺陷，我们是否可以问一个看似很不"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养老制度可持续吗？　

　　2050年当我72岁的时候，环顾四周，与我一样进入老龄(60岁以上)阶段的同胞已占到中国人口的34%左右，据测算有4.4亿之多。在2012年的当下，当我作为中年人时，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为75岁，理论上我们这一代人平均需要负担退休一代10多年。按照目前覆盖中国2亿多人的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来算，我和其他劳动力平均每3人赡养一个退休人口。而到了我老年时，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5岁，很可能不足两个劳动力赡养一个老年人，工作一代需要负担退休一代20多年，所以，那时我一定比我的父辈晚退休。

　　遥想到我老年时，在经历了人口高峰期和劳动力高峰期，习惯了与同龄人争抢着重点学校名额、高考成绩、工作机会，以及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继续帮助她竞争名校资格、医疗资源甚至相亲机会中度过大半生的我，忍不住会问：年老时我还需要拼争我的养老金吗？我既希望自己晚年物质富足，和老伴一起表面上衣着朴素地背包游天下，碰到年轻时觉得奢侈的心爱酒店，能够掏出票子毫不心疼地住上几晚。那时候"钱"对我们就仅仅意味着"钱"，一种货币计量方式而已。可是我又害怕和我女儿一样的工作一代，被我们这些老年人口"剥削"得太过厉害。当然，前提是咱们的养老保险制度那时依旧有效地运转，能够保障老年人顺利兑现自己的"索取权"。

　　当我向社保专家请教这个问题时，有的专家告诉我，那时候人口老龄化加速行进、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弱化和少子高龄化现象并存，如果维持现在的退休年龄，结果必定是代际之间的负担越来越不公和根本不可持续。另外的专家告诉我，一个有效的体制是不用个人担心这些问题的，养老金的收益会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甚至是通货膨胀指数挂钩，个人能够非常清楚预期到自己退休时的收入水平。

　　我更希望感性地体会到个人与养老制度之间的关系。按照我的浅显理解，我国目前实际上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对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来说，大家就好比持续往一个共同的储蓄罐中放钱。到了退休那一刻，就是这个人可以将这个储蓄罐非常干脆地砸向地面、从里边取钱的时刻。如果是基金累积制，每人所缴养老费用在自己的账户名下，年轻时为自己的老年攒下资本。从经济学上来讲，每个个体都假设是理性的和厌恶风险的，只要缴费的净成本不超过他确定的未来收益，人们就愿意为养老保险缴费。但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寿命有多长，个体依赖于制度上的保障来消除自己的长寿风险。

　　于是当养老由个人算计上升为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时，养老保险制度是基于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或几代人群体性老年风险的分摊，而不完全按照个体所费与所得来算账。这一制度的科学性在于，将个体不确定的养老风险通过稳定的制度安排来化解。只是细究我们的养老制度形成过程，在不同时期的碎片化使得养老问题变得复杂。当我们以家庭为单位来看待不同时期、不同体制内养老收入的差别时，这种碎片化和不公正就更加明显。大家没有按一样的方式往养老金池子里边交钱，也没有按一样的方式从里边取钱，参保人对制度的预期就缺乏安全感。

　　当社会的长寿风险越来越加剧，每个人都难以回避自己的养老问题。在我们所采访的不同个案里，靠房子养老几乎成为中年人的共同打算——在自己不同的老龄阶段一套套地卖掉奋斗时攒下的房子，换取体面的老年生活。于是估计在我年老时，一群群准备到东南亚的低成本国家度假定居的中国老人，纷纷挂出自己的卖房告示，将不动产变现来最后享受一把。原来，到我老年时，我还要和同龄人竞争卖房子。这样的情景既让人欣慰于中国人靠着房子增值，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又哀叹于当人们对制度信心不足时，制度永远不会成为可以信赖的首选。既然我们正在每月认认真真地缴纳自己的养老保险，我们非常害怕被社会保障制度所抛弃，那么我们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向当下的养老制度要保障，在主张个人权利的同时，完善漏洞不断显现的现行制度，要求一个公平独立的养老保险体系。

　　我们的养老制度可持续吗？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一次关于延迟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缺口的争论，再次深深触动了公众的神经。在尽可能广泛覆盖人群的养老保险机制里，每个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我们检测一项公共政策是否合理，正是要看不同群体是否在其中获得公平的待遇，制度是否给人提供了稳定合理的预期。面对制度显现的缺陷，我们是否可以问一个看似很不"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养老制度可持续吗？　

　　养老双轨制的不公平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公众对养老金现状的关注，基本上是从要不要延迟退休的争论开始，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对退休年龄如此敏感？

　　郑秉文：涉及到延长退休年龄的讨论，有两类人最为敏感：一类是私人部门做工的，比如厂矿企业的工人，对于延长退休年龄比较反对，态度悲观。这些人一般是体力劳动者，工作的市场化程度高，所以早退休对他们意味着早保障、早稳定。另一类是公共部门和知识界，倾向于赞成延迟退休，这也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这些争论往往发展成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冲突。事业单位、公务员本来领取的退休金就高，如果又延迟退休，会被认为公共部门给自己谋好处，制定了一个利己的政策。但是，如果事业单位不改革或改革在后，提高私人部门退休年龄在前，那么也会让公众认为好处都让公共部门占了，大家会说你坐在办公室里不提高退休年龄，却让私人部门的体力劳动者去提高。在不统一的、碎片化的养老制度下，公共部门无论怎么做，无论是否提高年龄，其结果都是负面的，都会遭到私人部门的诟病，这就是碎片化制度的必然后果，我们应该有这个心里准备。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的养老制度让一部分人感到不平衡，造成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退休人员待遇差别明显。对于养老双轨制的诟病由来已久，它造成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郑秉文：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替代率是45%。替代率是劳动者退休时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替代率45%意味着退休金是退休前工资的45%，但是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替代率能达到80%～90%，其中，公务员比事业单位还稍高一些。

　　公务员和相当一部分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时不用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后却能领取高于企业人员的养老金，他们的退休金多数由国家财政支付，这就是私人部门的人觉得非常不平衡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双轨制当初是怎么形成的？改变双轨制的呼声很高，但是似乎看不到什么效果。

　　郑秉文：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碎片化非常严重，它留下了不同时期的制度思路和国情特点。1978年改革开放时，全国积压了整整200万应该退休的人员不能退休，因为“文革”期间我们的退休制度彻底瘫痪了。国家于是出台临时办法解决退休问题，企业的工人退休后由企业负责发放退休金，事业单位由国家财政拿钱。那时候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的，企业的利润用来先发放退休金再上缴国家，实际上和国家财政直接拿钱支付是一回事，企业和事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额也差不多，所以大家都没有意见。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国企开始裁员增效，企业职工要变成“社会人”，就必须建立独立于企业的社会保险体制，这里边包括独立的失业保险体系、养老保险体系、医疗保险体系等等。我们改革的是经济体制和企业管理制度，事业单位就没有建立独立于单位之外的社保体系的动力，所以他们一直由国家财政负责，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在90年代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时一些省市听话，他们的事业单位养老金也参加了改革试点，但他们仅仅参加了缴费，养老金的计发公式却没有变化，否则，就会出现不稳定，因为相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的事业单位相比，发现自己亏了，再按企业的水平拿养老金那就更难以接受了。所以，实际上，从全国看，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是分成两个台阶：大约是一部分人根本没有参加改革(无需缴费)，一部分是参加了部分改革(按企业标准参加缴费，但按原先事业单位标准领取养老金)。

　　养老双轨制的改革，说到底是个利益关系的博弈。由于上述事业单位两个台阶的存在，在2008年事业单位五省市养老金试点改革时就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因为大家认为早参加改革早吃亏，观望的态度十分明显，谁也不愿意带头改革了。公务员不参加改革是不公平的，事业单位两个台阶是不公平的，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双轨制更是不公平的，这些不公平不是改变不了，关键是要看有关部门是否下决心来改。

　　养老制度会破产吗？

　　三联生活周刊：除去这种不同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感，人们对于养老金的缺口难免担心，害怕自己退休时领不到养老金，那时的养老金能够保障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看您曾经算过一笔账，15年后我们的退休金可能只够吃盒饭，听上去让人挺担心的。

　　郑秉文：我先来做个假设。假设参保人退休后一日三餐吃盒饭，以20元一份计，每天需60元，年均则需2万多元。加上其他基本开销，每人年均需3万～4万元。若参保人退休后存活15年，则需50万～60万元。然而以中等城市水准计算，参保人员在退休前所缴纳的养老金每年约为3000～4000元，15年缴存余额约为5万～6万元。很显然，其实际缴存不能支付实际领取。因此从养老金财富总值角度来看，在现行体制下，15年后退休的人很可能连盒饭都吃不上。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处在巨大的财务风险之中。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我们现行的养老保险有财务上可持续性问题？那二三十年后退休的人还能领到退休金吗？

　　郑秉文：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面来看。从财务上来说，目前的养老保险体制若不改革，未来某一天破产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但是对于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来说，现收现付制是以国家的主权信用来担保的。只要国家不破产，国家财政状况良好，国家不会变成希腊，个人就无需担心自己的养老金不能兑现，国家的财政总会兜底。

　　我们作为学者，观察的当然是养老制度的问题，发现问题就会大声疾呼。这些问题从短期来看似乎并不严重，比如我们目前当期支付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每年养老基金的收入大于支出，每年结余的养老基金都非常可观。所以当期的支付压力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如果要细究当期的养老金结构会看到，每年的巨大余额中一大部分来自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自我平衡能力很差，希腊就是这样，而相比之下，像美国等很多国家的制度平衡能力很好，非常好，自建立那一天起就没有块钱的财政补贴。比如2010年，在结余的2865亿元中，1954亿元是来自财政补贴，如果没有补贴，纯粹缴费收入减去支出的结余只有900亿元左右，这个数字就非常小了。尽管很小，但毕竟还是有余额的，所以说当年支付压力不是很大，财务压力也不大。

　　但长期看这个制度问题很多，不具备可持续性。截至2011年底，全国养老金个人账户记账额2.5万亿元，其中做实账户仅2703亿元，空账额从2010年的1.7万亿元上升到2.23亿。我们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去年底发布了《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对我国养老金状况做了专门的课题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个人，我怎么能感受到国家的养老保险这样庞大的体系是否健康运行，有没有损害我的利益呢？

　　郑秉文：首先得弄清楚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1992～1997年，中国正式建立了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我们在进行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时候，世界上主要有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累积制两种类型。现收现付制是指以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的保险财务模式。比如张三、李四正在工作，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直接由政府支付给了退休的王五。

　　基金积累制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个人养老储蓄制度，通过建立个人账户，企业和个人缴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退休待遇水平完全取决于账户基金的积累额，账户基金可以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张三和李四的账户是分开的，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在个人账户里，账户可以因为投资得到保值增值。张三、李四退休时领取的是自己工作时积累的养老金。

　　我们当时看到两种制度各有好处，所以各拿了一部分简单拼凑在一起，叫作统账结合。该模式目的在于将社会互济与自我保障两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将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思想的一次尝试。在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里，每一代人在缴费时，同时供养自己和父辈。具体到我们的缴费率来说，个人工资的8%放到自己的养老账户上，企业缴费的20%被政府用来统一支付给退休一代养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的个人账户是空账，这部分钱也被政府用来支付给退休的一代了，因为20%的单位缴费不够用的，所以实际上我们目前的养老制度整体看是现收现付制的，不是严格的、典型的部分积累制。

　　其实在现收现付的体系下，缴费的个人无需知道自己的钱去哪里了。只要当你退休时，国家能够让你拿到设定的养老金，这个体系就可以持续下去了。就好比你借给朋友一万块钱，约定好一年后归还。如果朋友到期能够还你钱，这一年中他具体怎么花钱赚钱，就没有必要告知你。但是如果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朋友要向海外转移资产了，他要“跑路”了，他的信用出问题了，那么你才会担心能不能拿回借款。一般个体不太容易意识到整个养老体制是否出了问题。但是每个人有个最简单的判断：在同一个制度里每个人应该是平等的，而且这个制度应该能够长期有效地持续下去。奥巴马和他的秘书、或是白宫的花匠在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里是平等的，我们做到了吗？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对于各个养老金统筹单位来说，它要考虑的是如何能够应对当期支付。如果当期支付没有问题，至少表面上看这个制度就能够一直运转下去？

　　郑秉文：现在我们大多数统筹单位的办法是，比如自己管辖的养老金池子今年新增了1000人要退休，只要我当前的资金能够满足新增退休人口的需求，那这个体制就可以继续运作下去。如果只看眼前，我们当期的制度收入是大于当期的制度支出的。

　　但是深入研究整个养老保险体系，我们大的制度参数都不合理。养老保险涉及到三个大的参数，第一是缴费率，第二是替代率，第三是制度赡养率，对个人而言就是退休年龄。在发达国家的制度设计里，这三个参数互相咬得很死，非常精细，是一个独立的科学的体系。我们的缴费率是28%，在世界上算缴费率最高的那一类国家，替代率我前边提到了，全国平均水平是45%。可是算算我们的参数，很多地方对不上。

　　比如在现在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的2.8亿多人里边，退休人口是7000万，就是说三个工作人口养活一个退休人口，或说我们的制度赡养率是33%。那么按照每个参保人28%的缴费率，三个工作人口加在一起应该是84%。也就是说退休的那个人应该拿到替代率高达84%的养老金。但是按照2010年的数据，我们养老保险的全国平均替代率只有45%，而不是84%，结余还不到1000亿元，中间的这些钱去哪里了？

　　是制度各个很多小参数不合理造成的，现行养老制度大的参数不合理，不少小参数也是不合理的。比如每年拟定社会平均工资通常以上一年作为今年缴费的基数，北京今年的缴费基数是4672元/月，但这是去年的社会平均工资作为今年的基数，而去年使用的基数是前年的社会平均工资4201元。大家知道，中国的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平均增长率是14%，你用去年的基数缴今年的费，无形之中费基缩小了14%。

　　再说到另一个小的参数，我们的费基是逐年下降的，为什么？制度没有吸引力，大家都在逃避这个制度，都想从这个制度里捞好处，谁也不想做贡献，大家都在变相地缩小费基，所以费基是逐年下降的。还有很多其他小参数，都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所以导致三个大参数碰不上。

　　统账结合中的中央与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上世纪90年代我们建立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个制度的最初设计依照的现实条件是什么？

　　郑秉文：养老保险制度应该是一个设置好参数后需要严格精算的体系，比如加拿大1997年养老保险改革，通过提高费率的方式建立起一个主权养老基金，他们进行了非常严密的精算，缴费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算出了制度延续50年的具体状况。但是我们当初的设计很难做到这点。

　　从技术上讲，统账结合的制度本身实现起来是较为困难的。统筹与个人账户之间的衔接对于管理与精算技术要求很高，更重要的是该制度达到均衡需要一个特殊的稳态环境。在中国实际运行中，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更是因为配套措施不到位、各个子系统的设计缺陷而存在许多问题。其中较为严重的问题是因历史债务所导致的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尽管各界对于隐性负债规模意见并不统一，但是对于其成因早已达成共识，政府制度内解决“老人”、“中人”的积累部分正是空账产生的根源，现实中一代人负担不止一代人的政策取向使得制度参与者负担畸重，尽管政府在做实空账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较之空账增加的速度与规模，做实空账仍需努力。

　　具体实施过程中，制度的不足慢慢显露了出来。我们当时设计的目标替代率是58.5%，也就是退休金相当于个人工资收入的58.5%。但是1997年制度刚施行时，缴费的人多，退休的人少，退休金也没有与每年社会平均工资指数挂钩，替代率一下子达到了87%。这之后替代率每年下降。由于统筹层次较低，社保基金管理分散，替代率已经下滑到50%以下，在北京等省市曾一度下降到40%。到了2004年，国家开始每年上调企业职工养老金，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八年以10%的速度上调养老金。

　　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当然非常高兴国家能够以这么高的速度提高养老金。但是这实际上正是暴露了我国养老制度的缺陷，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我们这样，靠国家体系的外部干预来大幅度调整养老金。因为养老金制度的设计是个非常精密的体系，这就好像“神九”去追赶“天宫一号”一样，所有数据在“神九”启动前就已经设置好，“神九”起飞后就自动运转了，你不会说“神九”在轨道运行后，我们发现某个地方不对，又去干预它的数据。而我们的养老金体系设计存在缺陷，所以国家才不得不采用其他手段来干预，加钱也是一种非常态的干预。再加上我国正处在快速的经济增长期，社平工资的增长幅度达到14%，在这样变动急剧的外部经济环境下，一种长久的制度才运行十来年就漏洞不断，制度内部的缺陷一下子就显了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个人账户基本没发挥作用，为什么会出现制度和执行上这么大的差异？作为参保人我不禁要问，凭什么我的个人账户是空的？

　　郑秉文：个人当然有权利要求看到透明有效的养老机制。对于政府来说，个人账户的债务是显性的，现收现付制的债务是隐形的。我们实际上是现收现付制，只要政府在退休的时候能够将你的退休金货币化就可以了。各个统筹单位就会各自算账了，比如我这里今年退休1000万人，我只要能支付这1000万人，今年看上去就没有问题了。

　　个人账户的空账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全国的记账额高达2.5万亿元，但实际做实账户的资金只有2703亿元。从全国整体情况看，空账2.23万亿元。

　　目前我们已有13省份试点做实个人账户，采取了财政补贴的办法。但各地补贴政策不太一致，其中典型的试点省份是，在8%的个人账户中，3.75%是中央财政补贴，1.25%是地方财政补贴，剩下的那3%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不过目前遇到的问题还是资金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工作已经进行十来年了，为什么进展不如人意？"

　　郑秉文：试点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没多大进展，显然这个试点工作有很多难点。这就好比两个人总是在试婚，一直结不了，这是不正常的。试点工作说到底，还是资金问题。比如在某地试点做实个人账户，随着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参保的人数越多，做实账户的规模就越大，财政补贴就越多，财政的负担就越大，这样，年复一年，财政就有些受不了，所以，试点工作要继续就存在困难，只能不了了之。

　　三联生活周刊：这里有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在里边。

　　郑秉文：是啊。具体到各个省，养老金情况差距十分巨大，钱多钱少的省份都各有压力。比如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多，吸纳的农民工非常年轻，以后又不在这些地方退休。他们参保的话，在养老保险转移携带不方便的时候，基本是一群“干缴费”而不会去领取的群体。所以广东、浙江这些地方养老金的来源非常充裕。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地方政府手里的养老金并不是越多越好，这里边有非常大的保值增值的压力。

　　但是像河南这样的人口外出大省，缴费的劳动人口少，要负担的养老人口多，压力也大。现状是养老金沉淀多的省份，保值增值压力大；养老金缺口大的省份，资金来源压力大。由于人口流动和各省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等原因，我们目前32个统筹单位有15个当期收不抵支。全国看养老金的当期支付有盈余，但仔细看数据，一半省份收不抵支。

　　说到保值增值，对于个人账户基金，我们要求记账利率不能低于3%，而地方政府只能将养老金存银行或是买国债。存银行的话，活期利率不到1%，买国债理论上利率高于3%，可是绝大部分资金买不到国债。那么地方政府手里的养老金越多，福利损失就越多。我们去年的CPI达到5.6%，地方政府把钱存活期的话，相当于一年亏4%以上，所以一年就缩水1000亿元！所以我一直主张对养老金的投资制度进行改革，养老金保值增值的需求十分迫切。全世界只有我们将这么大规模的养老金留在银行吃利息。（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刘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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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

《华尔街日报》：中国养老金危机幽灵般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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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05日13:00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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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延迟退休是必然趋势，而据某网站的调查显示，九成网友表示反对延迟退休。更有声音表示，是养老金缺口太大，公务员吃了普通职工的养老金，所以政府不得不推出延迟退休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办法。[网友有话说]

　　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2日文章，原题：中国幽灵般逼近的养老金危机

　　一名年轻中国工人需要准备多少钱才能安享退休生活呢？网上一个病毒一样扩散的帖子说，得314万元。

　　随着步入老龄社会，中国正面临养老金危机，对于挣扎着为教育、医疗和住房付账的工薪阶层来说，未来的警报已经拉响。去年广东人口调查显示，等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工作的群体退休时，将有2个工人对应1个退休者，而目前这一比例是6:1。

　　一项研究报告称，到2013年，老龄人口将给中国带来18.3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经济学家郎咸平说，要存下足够养老钱，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都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中国正上演‘庞氏骗局’我们用年轻人提供的资金支付上一辈的开销。当年轻人退休时，就没钱留给他们了。这是很危险的”。有网友称，“要攒钱结婚已经够残酷了。我们如何能为养老攒那么多钱？”“过去，年轻时体面地活着很难，现在看来，老了要体面地死更难。”

　　过去几周，北京释放出若干政策建议以应对正在迫近的养老金危机。有关部门表示延迟退休年龄不可避免，还建议给独生子女家庭发放养老补贴。媒体援引匿名消息报道，政府正研究养老基金税收减免，或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在上海推出试点。据中国网上调查，90%的人反对提高退休年龄，称是否延迟退休取决于个人。

　　与此同时，加拿大和新西兰的华文媒体报道说，更多中国人移民到这些国家，部分原因就是为了享受优厚的养老待遇，“要不然，谁愿离家千里移民海外啊？”一名海外华人在网上如是说。（东方雨译）

　　推荐阅读：

　　最专栏：郑作时：谁动了我们的养老金？

　　养老金的现收现付制度维持不下去，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造成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将会越来越多。而推迟退休年龄其实是政府在推卸责任，它的实质，就是迟发本来从六十岁就应该发放的养老金。从根本上说，养老金所出现的问题，很可能是政府信誉所面临的又一重挑战。[详细]

栖止

“而推迟退休年龄其实是政府在推卸责任，它的实质，就是迟发本来从六十岁就应该发放的养老金。”

我之前居然没意识到

wmk2003

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二胎

2012年07月05日 03:22        来源：大众日报      热点专题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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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葛延风、喻东、张冰子三位专家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文章《完善社会政策需要着重解决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

文章称,30多年来,针对过大的人口压力,我国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快速下降。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的生育水平远低于1．8的官方公布水平。各方面的数据和信息均显示,我国生育水平已经明显低于2．1的更替水平。同时,按照国际经验,城市化、工业化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等因素还会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人口红利加速消失、老龄化加速以及未来可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成为新的重大挑战。鉴于这种现实,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否则,越晚越被动。

wmk2003

不晓得是否真实，希望尽快实施，别再躲躲藏藏！

wmk2003

超低生育率引学界震惊 学者上书人大松绑二胎
正文 我来说两句(4人参与) 2012年07月06日06:31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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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正在等候全国人大的回应。

　　7月5日上午11点，由他起草，5名学者和社会人士发起，另10名学者参与签名的两份快件，在北京大学邮局，发往前门西大街1号的全国人大地址。收件方为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

　　他们在快件中递上《尽快启动全面修改的公民建议书》，他们建议，在尊重公民生育权的前提下，让公民自由而负责任地进行生育，按此基本精神，对计划生育法律进行修改。

　　湛中乐在5日下午4点告诉本报，他们正在静候回音，预计全国人大当天就能收到快件。

　　中国人口超低生育率已延续了20年之久。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告诉本报，目前并非计划生育一胎政策该不该调的问题，而是要讨论如何调。否则，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加速老龄化，以及人口负增长，将比原先预计的更早到来；一旦改革迟缓，或对经济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本次建议书发起人为5名，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携程旅行网董事长梁建章、北京某公司资深金融策略师黄文政、杭州平和国际英语学校校长洪秀平。

　　超低生育率

　　姜明安等人呼吁的另一理由是，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力总量将下降，迫使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调整。

　　刚刚公布的国家普查的生育率，也确实震惊学界。

　　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小孩数。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181，其中城市为0.8821，乡村为1.4375，镇为1.153，均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维持人口正常更替需要的总和生育率2.1水平。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告诉本报，1.181可能不准，比如低龄组小孩可能漏报，而中高龄的妇女可能重复统计（考虑到流动人口有2亿左右），实际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在1.6上下，即便如此，1.6也太低。

　　原新介绍，过去几十年，总和生育率经历了一个跳水过程。在1971年是5.8，八十年代初期只有2.4，1992年是 2.1左右，为正常人口更替水平。此后一直在2以下。

　　记者了解到，全国人口普查1990年时的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是2.3，1995年变成1.5，2000年普查为1.22，即使进行科学口径调整，最终也只是1.4，2005年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为1.34，2010年为1.18。

　　原新等学者直言，按此计算，中国已经有20年的超低生育率时间。

　　总和生育率水平过低，带来的直接问题是，老龄化加快，同时劳动力总量减少。有学者判断，从2013年开始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

　　顾宝昌介绍，根据预测，从2010到2032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会增加，达到26.69%， 205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4亿，占总人口规模的34.78%。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目经济与技能经济研究所说明室主任李军预计，到2050年用于养老、医疗、照料、福利与设施方面的费用占GDP的比例将由2015年的6.62%提高到23.31%，增加16.7个百分点。

　　来自不久前北京“应对老龄化挑战论坛”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是美国的三倍，但养老金积累的规模才是美国的1%。老龄化加快，使得目前养老基金出现了大的资金窟窿。有机构预测养老金缺口为18万亿元，也有说8万亿元。

　　清华大学社保中心教授杨燕绥认为，哪个数字准确尚难定论，但 2020年中国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是肯定，必须未雨绸缪。

　　延退还是放二胎？

　　具体到人口危机的解决办法，延长退休年龄，或者调整一胎政策，是通行做法。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就认为，目前单纯延长退休年龄意义不大，因为目前中国居民的平均寿命比国外少七八年。即使实施退休年龄，也只能每年延长几个月，60岁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可能需要10-20年的过渡期。

　　顾宝昌认为，解决老龄化等问题，还是要放弃一胎计划生育政策。

　　顾指出，之前试点未实行计划生育的恩施等地，实际生育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部分说明即使放开二胎，也不会导致生育率上升”。

　　顾宝昌还认为，留给我们的时间已不多，70后妇女最小的已经是33岁，80后生育意愿在逐渐减小。

　　上海市计生委对2009年年龄在20－45岁的户籍人口，及在上海居住半年以上的来沪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显示，上海户籍人口不愿生育者的比重占7.93%，比2003年上升3.37%。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马小红也认为，适龄妇女生育意愿降低的情况，在北京也普遍存在，尤其是80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也判断，20－34岁的生育高峰期育龄妇女在2015年后将迅速减少。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直言，从第六次人口普查反映的数据看，全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6，低于正常情况下人口更替2.1左右的水平。按此看每个新一代人，将比上一代人少。

　　郭建议，逐步使生育率接近于更替水平，“1.94甚至2.0以上的生育率更好”。

　　“人口政策属于国家战略政策，短期不像非典等非常紧急，但是长期不调整，等到问题出现，再调整了，则没有了机会。”参与此次上书的人口学者郭教授直言。

　　作者：肖明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心兰

失独老人调查《活着》http://news.qq.com/zt2012/living/only_child.htm
这块馒头已经被封陈了5年，上面贴着一张小纸条，写着：“这是小宏2007年2月13日早晨吃剩下的最后一块馒头。”那天，时年35岁的小宏因心脏病发而去世。把馒头保存下来的人，是小宏的父亲潘教授。
他到了70岁高龄，需要孩子照顾的时候，孩子却抛下他离开了人世。
今年潘教授已经75岁了，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3年。如今，他仍然没有完全退休，每天弓着问号一样的后背往返于职工家属楼和办公室之间。孩子去世之后，潘教授曾经跑过好几家养老院，想给自己和老伴的晚年找个安置，但所有的养老院都将他拒之门外。按照规定，养老院接收老年人需要子女签字，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给他们负这个责任了。

wmk2003

还看到了所谓四步走的战略：第一步，从现在起到2014年，普遍允许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单独）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同时允许再婚夫妇无条件至少生育一个孩子；第二步，从2015年开始至2019年，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第三步，从2020年开始至2024年，对生育数量不加任何限制；第四步，从2025年开始鼓励生育。

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人想生多胎的时候不让，而要到不想生的时候来鼓励，为什么总在违背人性？

心兰

没有孩子，养老院都不收我们.
潘教授今年75岁了，他是这些失独者中年纪最大的几个人之一。他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3年。如今，他仍然没有完全退休，每天弓着问号一样的后背往返于职工家属楼和办公室之间。

当年为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潘教授和爱人34岁结婚，35岁才有孩子；而当他到了70岁高龄，需要孩子照顾的时候，孩子却因为心脏病离开了人世。

潘教授的手机并不经常开机，儿子小宏和家里联系总是打妈妈的电话。但儿子病发的前一晚，潘教授却鬼使神差的把老伴的手机也关机了。2007年2月13日，在准备结婚的新房吃完早饭后不久，小宏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说自己心脏不舒服。但等潘教授的老伴晨练回来，打开手机看到这条短信时，已经是早晨9点多钟，他们急忙赶往孩子的住所，救护车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不行了。

潘教授把儿子发给老伴的那条短信转发到了自己的手机里，一直带在身边。现如今，他的手机总是开着，却再也接不到儿子的电话了。

潘教授的家陈设很简单，客厅里放着一张老两口用来吃饭的餐桌，餐桌正上方的墙壁上，悬挂着儿子的遗像。儿子过世后，老两口卖掉了那套用来给他结婚的房子，把所有儿子的物品搬回了家，放在他从前的卧室里。

潘教授至今还保留着儿子去世那天早上吃剩下的馒头，他把那块馒头放在盘子里，用保鲜膜封装着，在保鲜膜的上面贴着一张黄色的正方形即时贴，上面写着：这是小宏2007年2月13日早晨吃剩下的最后一块馒头。

孩子去世之后，潘教授曾经跑过好几家养老院，想给自己和老伴的晚年找个安置，但所有的养老院都将他拒之门外。按照规定，养老院接收老年人需要子女签字，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给他们负这个责任了。

中国网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独自凄凉无人问”是很适合失独者现状的一个简单描述。 计划生育政策是国策，是法律，在孤独的时候，失独者不能开口要求国家给予补助。名人、富人、官员等群体超生所上交的罚款属于“社会抚养费”，与失独者毫无关系。失独者能做的只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地渡过漫长岁月。

2012年5月15日，中国经济周刊发布的《中国年200亿超生罚款去向成谜 截留挪用时有发生》中披露：每年全国有将近200亿超生罚款。以前，它属于国家秘密；现在，它还是敏感信息。这些钱需要一个合理的去处，而不是整体打包上缴国库后不知所终。如此，才能体现《计划生育法》中所规定的“社会抚养费”的真正价值，也能让失独者们老有所依。

但显然，潘教授享受不到对等的国家补偿。

在跟计生委领导座谈时，潘教授说：“我71岁时就来找你们谈过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现在我又来谈，我不想三年后这个事情还是没解决，到那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张相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