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巫术及其广场实验

2014年05月15日10:27

作者：朱大可

[size=12px]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

一个靠人民的关怀滋养其伟大性的政治大师，除了继续向人民输出有限的关怀外靠什么来维系住受劫者们的信念？这无疑是个棘手的问题。不错，假如没有足够的魅力，没有对于受劫者灵魂的洞悉，没有制造激情的高度技巧，劫持事务的展开是不可思议的。劫持者说：我是唯一的。我就是你所希冀的东西。在这样的声音里蕴含着巫术的重大特徵：强悍有力的语言和对于信仰的热烈煽动。

巫术消亡论，这是人类学家所制造的最有影响的谬论之一。许多人声称，巫术与技术是逆反生成的：技术仅仅发展于巫术消解的区间，同样，巫术只流行于技术代劣的时代。上述错觉导源于对巫术的偏狭理解。巫术事实上就是用以控制物体灵魂的技术，而技术则不过是用以控制物体的巫术而已。正因为如此，一个所谓的高技术时代，既拥有物体巫术的诸种奇迹，也充满灵魂巫术的巨大影响。

艺术家，是所有现代巫师中最易于辨认的一种，用字词和文本从事巫术的操作，正如工程师让物体自动起来那样，他们要让灵魂在阅读中舞蹈。在这方面，我要援引现代行为艺术的案例。一个行为艺术家是这样工作的：他要从字词的文本中逃遁出来，返回到原始巫术的行为性上面去。他在街区里制造一场“车祸”，这是作品的引子，接着行人参与到这一作品中来，对车祸作出各种反应：救援或无视“负伤者”，对肇事者给予谴责或者同情，如此等等。艺术家混迹于人群之中，用语言暗示他们，让他们在无意识中接受他的引导。但最终的结局通常总是偏离着预定的轨道。这正是行为艺术家所企望的：他要观众(读者)自动地加入到创造“事件”的行为中去，为作品添加诸多全部新的元素。

只要撇开行为艺术对随机性的期待，我们就能发现它与国家巫术间的惊人相似。国家巫术或者国家行为艺术，正是以这种方式轰然展开的。一个政治大师就是从事权力与制度转换的行为艺术家，在意识形态的顶层辛勤工作，推敲控制人民心灵的卓越技巧。演说，仅仅是国家巫术中最浅表的部份，用单调、冗长和有力的言辞去按摩公众的神经，使他们达到肉体与心智的双重高潮。

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事件，是国家巫术史上最完美的例证。当世最杰出的诗词大师、“毛语”语体的缔造者，在其晚年逾越了语言巫术的级位，竟然只凭一个遥远得难以辨认的身影，就引发出几千万人最狂热的欢呼、流泪、雀跃以及波澜壮阔的崇拜激情和幸福体验。怀疑一切和绝对服从，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精神，在那个信念风暴里获得了完美统一。于是说：要打倒，他们就打倒；说下乡去，他们就下乡，在广阔的天地里辗转反侧，死去活来。没有什么比这更深刻地表达了国家巫术的令人惊骇的力量。

伟大的守门人，选择天安门和门前的大道(广场与长安街)作为全部仪式的中心，这是毫无疑问的。赭红色的巨大门楼是永恒的祭坛，为迷狂的青年巫众所热烈环绕；草绿色的巫服(陆军军服)和红色的巫幡一望无际，像帆在海上浮动；由最简洁的语汇构成的表述忠诚的巫舞、震耳欲聋的“万岁”巫咒、庄严浩大的巫乐《东方红》……在所有这些要素的顶部，是图腾、神灵和大巫师三位一体的事物──从高处挥动手臂，为他所征集到的人民的无限忠诚而有力地签名。

这与其说显示了政治家驾驭权力格局的高超技巧，还不如说是行为艺术大师制作他的不朽作品的最高实践。在过去岁月的开端，湖南农民运动是其处女作，它的光辉一度照亮过中国南方各省贫苦农民的乌托邦信念，而现在它还要更有力地塑造全体人民的灵魄，使他们成为崭新纯净的人。国家巫术，就是在国家主义范畴内从事政治革命的艺术，在这样的活动中，大师和他的人民的激情燃烧成热烈的火焰，要去烙写新世界的痛楚文本。

火焰意味着灵魂的一种剧痛。面对红卫兵的欢呼与拥戴，大师说，我是个打着一把有漏孔的破伞的独行僧(美国记者斯诺对毛泽东所援引的谚语“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误译，却注入了某种更为真实的意图)。这里蕴含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孤寂，并且是所有伟大劫持者的情感特徵。一个为着乌托邦信念而义无返顾的“僧人”，在喧嚣的尘世之雨中踽踽独行，仿佛是劫持暴力下的幸存者，继续着他的逃遁的艰辛事业。这难道是角色与经验的错乱么？这无非是国家巫术的精神回响而已。

一种作用于公众的巫力，从脆弱的心灵那里反射回来，对施巫者实行反巫术，这是必定无疑的。人民的意义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真正显现：他们要抓住领袖，强迫那个人为之服务，并向他索取足够关怀与恩惠。领袖的痛楚正是这样发生的，他预感到自己的衰老和既有承诺的无法履行。他惘然看到，人民的怒气悄然滋长：他们想抓住他的灵魂，而该灵魂却竟然要离他们而去，不顾那些“万岁”的祝祷和聒噪。

国家巫术已经表明了它在操作上的难度。它只能发生于一个非常的社会结构，并且必须同时兼备下列意识形态特徵：(1)高度有效的集权统治；(2)统治者个人的巨大魅力；(3)人民厌恶自由的悠久传统；(4)被人民所广泛接受的国家(种族)神话。而最重要的是第三项：人民的性格，它塑造伟大君主或领袖的唯一力量。人民说，我们要跪下，于是就有了偶像；人民说，这偶像是好的，于是就有了偶像的万岁；人民说，拿去吧，这是我们的唾液，于是偶像就淹没了。在国家巫术中，人民是第一因的。人民的巫术势不可当。

这正是某种因果循环的结构：人民哺育着统治者，而统治者则按照人民给定的模式去支配他们，由此构成了无穷尽的互动程序，犹如一架硕大的永动机，在劫持事务方面无限地工作着，为国家集权营造狂热而坚实的基础。文革是一个杰出例证，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国家巫术的奇妙力量。 (摘自《话语的闪电—逃亡与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