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只管耕耘 于 2016-1-30 14:25 编辑
21、中国工商业何以衰落
中国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快速发展的车轮，在明朝初期，嘎然而止。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所谓四大发明，皆与明清两个朝代无缘。其实，中国对世界的发展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的，远不止“四大”，至少还有代数学、化学、医学、园林、科举制度（文官制度），还有瓷器、丝绸、茶叶等，无不至今仍影响着全人类的生活。但是，这同样与明清无缘。
整个明清，能够拿到台面上来说说的东西，实在不多。我国的社会生产生活，基本在元朝水平上原地踏步。在我国历史上向来较为发达的数学、天文、机械制造等诸多领域，甚至还有不小的退步。即便在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学领域，唐宋可谓群星璀璨，凡是读过高中的中国人，都可以随口说出至少20位唐宋名家来，而明清则寥若晨星，李白、苏轼之类的文坛巨匠更是罕见。
正如伏尔泰所说，开明的社会风气是医治弊病的良药。我国繁荣的唐宋社会经济文化，正是植根于开明的政治环境。在精英治国的理念下，唐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推行一种宽松的政策，基本没有君主高度专制的土壤。唐“玄宗和姚崇一期骑马打猎，然后讨论政治。他问姚崇是否愿出任宰相。姚崇答复说，除非玄宗接受十条改革纲领，否则难以从命。……玄宗同意，姚崇接受任命。”（据《剑桥中国隋唐史》）宋朝更是明确了“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杀大臣”的国策。凡国家大政，皇帝都是与内阁成员们举行廷议后决策，如果遭遇宰相明确反对，皇帝一般也不强制执行。如果皇帝坚持己见，宰相提出辞职，皇帝也不会怪罪。王安石就曾两次辞相。国内上过高中的人，一般都应读过白居易的《长恨歌》，当朝官员的这种或多或少讥讽当朝皇帝祖宗因“重色思倾国”差点丢掉江山的作品，居然可以大张旗鼓地在社会广为传颂，而且宫廷内也毫不避讳，足以看出唐朝政治文化之开明。 “山海青山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对于极尽挖苦之能事的诗歌，南宋朝廷也是毫不追究。
比之唐朝，宋朝在政治、思想、文化诸领域之开明开放有过之而无不及。六朝以来的世族集团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形成了社会各阶层流动渠道畅通、精英集团治理天下、商旅繁荣、科技文化兴盛、社会井然有序的世界。宋朝历经300余年，却是我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朝代，而且四大发明中，至少有火药、指南针这两大发明全面推广使用。在思想文化领域，一说到宋朝，有人会盯住“程朱理学”不放。其实，理学在宋朝，不过是儒学众多学术流派中的一支。宋朝时一个思想自由、学者如云、出版业发达的年代，仅在儒学内部，就大有百家争鸣的气象。与理学代表人物朱熹在学术上争论不休的儒家著名学者就有：“心学”的陆九渊、“湖湘学派”的张栻、“金华学派”的吕祖谦、“永康学派”的陈亮、“永嘉学派”的叶适等。直到南宋晚期宋理宗时，理学才取得了相对优势的学术地位。
全社会思想开放，让唐宋两朝政府在发展工商业方面省却了很多的禁忌（远不像今天讨论姓“资”姓“社”这么复杂）。“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任私采，官收其税”（《唐六典》，转引自《隋唐五代史》，王仲荦著），只要是便民又能增加财政收入的事情，都可以放开手来干，唐朝政府甚至经营过高利贷业务。宋朝政府颁布了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商业税务法规《商税例则》，还创办了以货币兑换为主要业务的金融机构，甚至创办有勾栏瓦舍等纯商业性的“国营企业”。即便是如辽、金、西夏等敌国，宋朝政府也很少搞什么“经济封锁”，只要不打仗，“边贸”这种互利互惠的事照做不误。比如，宋辽战争一结束，就恢复了“河北四榷场”，政府“岁获利四十余万”。
历史证明，繁荣的文化，必然造就充满激情与创造力的时代。300年来，宋朝在纺织、造船、瓷器、冶金、采矿等工业领域无不有大的技术创新；在商业领域，不仅货通天下、“交子”“会子”等纸币通行，而且“勾栏瓦舍”等娱乐服务业也十分发达。许多瓦子，是综合性商业市场，不仅有各种商店营业，而且还有许多勾栏（类似后代的小剧场），上演各种技艺，其中有说书，说三国、五代故事及神鬼狐怪，说浑话、合声（即早期相声）等；还有音乐、舞蹈、木偶戏、杂技等各种那个技艺。许多街道商店清晨五更便开始营业，直至半夜方歇，而一些饮食店甚至通宵营业。文人们经常聚会于勾栏，一边饮酒叙情，一边填词唱和，再随手将所填的词交给歌伎当场演奏。我们熟悉的宋词，原本就从这里走出来的。著名的柳永，据说终身泡在这个亦雅亦风流的胭脂堆中。只要静心欣赏《清明上河图》，大声诵读柳永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我们不难勾画出宋朝的社会风貌。
宋朝版图远小于唐朝，但是，宋代财政收入比前代有大幅增长，北宋中后期开始，宋朝的货币性财政收入一般都在6000万緡以上，约为唐代最高数的6倍半。南宋以半壁江山而始终保有高达百万的庞大的常备军，且战事连绵，虽然政府也常出现财政赤字，但是国内依然经济繁荣，“逮淳熙（1174----1190）末遂增至六千五百三十余万（贯）”,故文武官员和士兵待遇丰厚，全社会依然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反观明朝，却是一个地道的家天下的黑暗统治。
朱元璋平定天下，当上皇帝后，很快便将功臣诛杀殆尽，以致孙子朱允炆即位后，竟然找不出可以带兵抗衡燕王朱棣的将领。与此同时，大封子孙为藩王，并给予他们超乎奢侈的待遇和各种特权。据《明史》（南炳文、汤纲著）：“明代皇帝的嫡长子为太子，其余诸子解封为王，年长建藩就国，成为藩王或亲王。亲王嫡长子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诸子封郡王。郡王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授长孙，诸子授镇国将军，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授奉国中尉。皇姑称大长公主……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重新改定岁赐禄米标准。其内容《明太祖实录》记为：‘亲王虽给禄米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上述待遇之外，举凡婚礼、丧事、造宫，以至于供给仪仗、校尉、王府官员等，也全部由朝廷按标准支给。……（朝廷官员）‘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至三十五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至五石为止。自后为永制’。”
此外，皇室成员每年还有大量的岁贡，如亲王给钞25000贯、郡王2800贯，此外还有从锦、绵直到马匹草料的定额，而且“郡王诸子年及十五，每位拨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并除租税。”朝廷官员，正从1----4品官，年俸钞300贯；正从5品官，年俸钞150贯；正从6品官，年俸钞90贯；正从7品官，年俸钞60贯；正从8品官，年俸钞45贯；正从9品官，年俸钞30贯。
由此可见：朝廷一品大员的一年的俸禄，还不如一个“镇国将军”----皇帝的曾孙；一名 “地市级”首长（五品）的收入，与拥有100亩上下土地的小地主的差不多（当时生产水平亩产2石左右）；一个县长（正七品）的收入与中等农户（50亩上下土地）的相当。至于副县长（县丞，正八品）、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主薄，正九品）的生活，就非常艰难的了。
官员收入本来不高，而生活环境与支出，即所谓生活成本却大不同农家。官员如不贪污受贿，生活必将远较农户困难，甚至连起码的体面都没有保证。
而唐宋政府给予官员相当优厚的待遇。
据《隋唐五代史》：唐朝“除了按品级和职任授予大量的永业田、职分田、分廨田以外，还按品级给禄米，自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从一品，米六百石，到正九品，米五十七石，从九品，米五十二石不等。此外又有俸料钱（月俸、食料、杂用钱）等”。也就是说，唐朝政府除了给官员工资，给 “职务消费”（俸料钱就是这种性质的）、还给“股份”（“永业田”是可以继承的）。
据《宋朝简史》（包伟民、吴铮强著）：“宋朝官员的俸禄名目繁多，大致可分为本俸、添支和其他俸禄三大类。本俸包括俸料、衣赐和禄粟。……添支是按职事官及贴职增添支给的钱和米、麦等，又称职钱、贴职钱等。……各级机构还有专门作为招待费用的公用钱。此外，高级官员又有茶酒厨料、薪碳、盐、随从衣粮、马匹刍粟等。”“宋朝的一个普通知州，它的正常收入包括月俸35贯（1贯相当于1000文钱），每年还赐绢60匹、罗1匹，以及工作津贴每月35贯；如果当一个知县，也将有月俸15贯，每年赐绢12匹、罗1匹、绵20两，以及工作津贴20贯。这样计算，知州一年的货币收入约为840贯，知县约为420贯钱。宋代的米价一般在100文1斗，这样推算知州的收入可以可买8400斗米，知县可买4200斗米。……知州的基本收入可养活120人，知县的基本收入可养活60人。”
明朝对官员经济待遇上的刻薄寡恩，与唐宋官员优厚待遇相比，何异天壤之别！
待遇微薄，那我就不做官，终老林泉，这总行吧？回答是：不行！如果被朱元璋看中了，你非得出来做官不可，否则就会招来“诛而籍全家”的泼天惨祸。等你做了官，正如前面所说，稍有不慎，连起码的人格尊严，甚至生命也没有保证。
我之所以花如此多的笔墨来说官员的待遇，因为直接涉及到历朝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我们知道，隋唐以来，中国的官员基本是通过科举产生的。而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无论在世界哪一个国家，做官，基本是知识分子走向社会的唯一出路。所以，政府对官员的态度，实质上是对整个知识阶层的态度。
在这无处藏身的环境中，中国士人惟有逃离创造的精神和传统，为了远离麻烦，连文学创作不肯做。对上唯唯诺诺，对下专事压制，全国鸦雀无声成了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征。
清朝是“萧规曹随”，其历任勤奋的皇帝，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精力充沛而无微不至的工作，通过此起彼伏、令人发指的文字狱，将明朝中后期一度兴旺，以泰州学派、李贽、狂禅等为代表的思想活跃的最后一粒火种，干干净净地浇灭。
随着中国学人变成了一代传一代的背诵经典和考据学成果的录音机，中国文人变成了对古圣先贤的著作进行注释的考据学家，中国士人终于变成了机器人般的御用工具，中国的思想界消亡了。
众所周知，商业的进步，植根于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的发展，源于文化与科技的繁荣。没有造纸术和印刷术，就不会有出版业；没有指南针，就不会有远洋运输业；没有《茶经》，也许不会有制茶业。只有文化和科技创造出一代又一代新的成果，培育出一轮又一轮的新的需求了，才能实现工商业良性发展，即所谓可持续发展的局面。也就是说，这一切的关键，是需要有一个开放的思想界，说到底，就是必须有一个精神自由的知识阶层。
明朝以来，对全社会的控制达到极致。不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全国的工匠成为独立的世袭的社会群体，军人从世袭的“军户”中产生，此外，还有一批世袭的“贱籍”。如此，起码的社会流动也没有了。
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从明朝开始，失去了灵魂的工商业，宛如一个植物人，徒具生命的躯壳。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工商业始终局限于百年如一日的“日常生活用品”，宛如一只被蒙住双眼的骡马，围绕磨盘徒劳的转圈。
的确，明清工商业还是照样在运行。国内商贸渠道依然是畅通的，内陆交通条件持续改善，交易规模有很大增长，著名的徽商、晋商等商人集团，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城市进一步发展，并且新形成了许多大中城市，但唐宋时期富于创造的活力基本消失。日用工业水平不断提高，陶瓷、造纸、茶叶丝绸等传统产业均有所进步。采矿、冶炼在明朝曾有较大发展，但由于清朝时禁时放政策，逐渐归于沉寂。到了清朝，海运更是几乎绝迹，连元朝盛行的江南粮食海运进京，也完全改为大运河漕运。在金融业方面，明初曾学习元朝发行“大明宝钞”纸币，因不设钞本（准备金），加之印制粗劣，很快便被市场抛弃，为白银取代，全社会恢复到贵金属交易时代。直到十九世纪初民间金融机构发行的银票出现，“纸币”才再次大规模回到人们的生活中来。
由于工商业没有与人口增长和时代变迁同步发展，明朝从中期开始，直至朝代覆亡，政府始终陷入财政危机不能自拔。朱家子孙----藩王们的“禄米”，如果不是当朝天子的近亲，往往拖欠数年。至为严重的是，前线官兵，特别是正在与后金作战的官兵的军饷也得不到保证，以致兵将离心，毫无士气。
清朝的情况也许更糟。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提供的数据，清朝中央政府1725年财政收入为白银36106483两，1841年为38600750两，历经百余年，政府财政几乎没有增长。我们知道，清朝有永不加征田赋的规矩，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这百余年的时间里，工商业是没有进步的，整个社会始终死水一潭。
尽管如此，这似乎看不出我国的社会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衰退。直到18世纪末，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与英国并没有明显差距。1793年，英国马戛尔访华使团随员爱尼斯•安德逊撰写的《英使访华录》，可以作为我们的依据之一：“在这个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到处是那么多……（在通州至北京的）道路两旁不少别墅田庄散布在田野之间，大为增色，也足以证明其富裕。……认为中国妇女被关在屋子里不许与外人相见的见解，是无甚根据的。（在北京城内）会集观看英国使团马车队的大量人群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妇女，这比例数字大大超过在我们自己国内所遇到的观看新奇事物而聚集起来的人群中的妇女的数目……当车子开始移动时，我轻轻地和这些殷勤的妇女们握手，她们报我以甚为文雅的亲热。从在场的男子们中间也看不出他们对我的举动有什么不满意之处……因此，在这城市里，女子，显然地，并未被剥夺她们所应享有的这部分自由……这条河（指大运河）的河口是一个大市镇。一位高级官员的官邸就在这里，围在坚固的石墙之内。这是一座大厦，四周有按中国风格装饰点缀得很富丽的角楼。大厦面临港湾，广阔迷人的景色一望无际。现在是一个市镇接着一个市镇，风景之美无以复加，非笔墨所能形容。……这（指沿赣江经江西赴广州途中的“南雄城”）是一个相当大而有商业的地方。这些街道和我们在中国所见到的几乎所有的城市一样，甚为狭窄，但路面铺砌得很好，打扫得洁净便于行走；房屋则主要是木屋，一般是二层楼，屋内外虽不甚雅丽，而几间店铺装饰油漆尚称可观。”从作者的叙述的语气和态度上看，他并没有认为中国与他们之间有多大的差距。
事实上，中国工商业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属于代次级别，即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生产茶叶与生产枪炮、国内贸易与全球贸易之间的差别。所谓清朝之GDP 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显然是毫无价值、自我陶醉的数据。随之而来的鸦片战争，就验证了差距何在，验证了GDP的荒唐。如果GDP或者人均GDP管用的话，中东的石油大国也许是世界头号强国了。
究其原因，我们的结论是：
一、春秋战国直至宋元，开明的政治，宽松的社会环境，铸就了发达的工商业和繁荣的城镇，并始终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
二、明朝以来，因思想禁锢，全社会僵化的思维，致使促进科技进步和提升工商业的内部动力消失；长期的闭关锁国，中断了国际科技文化交流，又失去了促进科技进步和工商业水平提高的外部动力。
三、一个没有激情和创造力的时代，工商业的品质必然是低层次的。当祖宗留下的本钱消耗殆尽的时候，这点工商业走向破产，就不足为怪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