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庆功
今年的春节，我跑了很多路。我明白了很多事情，不过，多与学术无关。
这期间，我亲眼见到一次递红包，亲耳听说过一次给红包。
妻子的外甥女剖腹产，给了麻醉300元。没有给主刀医师。后来如何，我不知道。
昨晚，邻居来我家，说80岁公公到特大城市的顶级肿瘤医院做甲状腺癌手术，给主管医师10000元。
我说这些，其实都是老生常谈，甚至好像没有见过世面一样。
不过，这的确是我的“耳闻目睹”。
感受不一般。
家属感觉，10000元的效果之一，就是允许元宵节回家过一天。
80岁高龄，如果这一天出现问题怎么办？
这就是一个风险管理问题。
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
私自安排高龄住院患者回家，道理也是一样。
关于红包，我曾经写过博文。
医师确实需要接受一定数量的红包，以弥补体制性低报酬。
如果红包能够换来合理治疗，而非过度治疗，红包的正面意义就会更加明显。
不过，10000元，有点儿多。
个人感觉。
我不知道，外科医师一个月平均做多少台手术？
我不知道，其中%多少的外科手术可以获得红包？
更大的迷惑在于，红包与病人安全究竟有没有相关性？
我认为没有。即使做统计，差异也不会“显著”。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家属或患者本人经常征求医师的意见：有没有必要做这个外科手术？
我的邻居就问了这样的问题。
医师说：“如果是我的亲属，我建议搏一搏”。
这也是一个风险管理问题。
医师不应当提出任何明显的倾向性的意见。
医学教育改革，其中就涉及课程设置——在学校就交给医师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的书稿“医疗知情同意理论与实际”有答案。
您认为呢？ |
2011-02-22 13:45